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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辈 第三章 大伯一家 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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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伯的命运中,对他真正的打击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伯家的老五孩子铁成和我一样参军了。不一样的是,我当兵在河南,几乎如同就在家乡。而我的这个弟,他参军入伍却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哪个军营里。六天七夜或七夜六天的火车,才能到达那个举目无亲、荒冷无人的地界里。

    我的这个弟,偏巧又是自小内秀、寡言少语的,许多时候,为点滴小事都会计较在心的人。也是因为太过心细计较吧,他时常如女孩子一样为些小事敏感而生气。因此大伯和我父亲才商量让他当兵去,离开乡村,到部队里锻炼着去寻找人生的。可是那一年,年前他穿上军装,同几个村里的孩子一道去了乌鲁木齐的军营里,在军营训练了十天半月的时间后,他就在军营上吊自杀了。

    我弟死时年仅十八岁。

    他是年前死了的,可消息从乌鲁木齐传回来,却是在年后许久的正月里。事情的蹊跷和浮浅,让人想来永远地痛楚和心寒。那一年的正月间,有人起早走在村街上,忽然在路上捡到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我大伯,而信尾却是没有发信人的地址和落款。人家把信送到我大伯家,拆开来一看,如晴天霹雳炸响在了大伯家,使大伯一家老老少少,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信上说,我的弟弟铁成在军营自杀了。

    除此外,那信上再没别的话,没有落款的姓名和日期,没有说自杀的缘由和时间。正值大伯一家在眼泪和惊慌中,试图通过电报、电话来证实这封信的确凿时,在我发成哥们准备到洛阳买火车票赶往新疆的第二天,县武装部的人陪同着部队的干部抱着骨灰到了大伯家。他们向大伯一家人的解释是,我弟弟到部队开始军训一周后,因为队列没走好,新兵连带兵的班长在我弟的腿上轻轻地踢了几下子,我弟想不开,回到宿舍,便用背包带子上吊自杀了。

    他们是说轻轻踢了几下子。

    他们没说轻轻踢几下是对是错的话。

    也没说我弟所在的部队干部为一个生命的消失应该负些什么责。

    更没说为何年前死的人,直至年后半个月,才把消息告诉我们家,而且还不让我们家人到场就把我弟火化掉,直接就把骨灰送到了我们家。

    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一个月前时如同挂着朝阳的露水,一个月后回来的,没有人,也没有遗物什么的,只有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就在这晴天霹雳下的一片哭声中,部队的干部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我弟自杀的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心胸不开阔,而后许诺说,照常理这起自杀事故属于一起正常死亡的事,可只要我大伯一家不再追究部队里谁的责任的话,就可以把我弟当作因公死亡,评为烈士什么的。

    而后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

    我知道这些事情是在我弟死后的几个月。探家回去父母一见我,就把这些夹夹缠缠、因因果果、蹊蹊跷跷给我说了一个透。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提了干,在师机关的政治部里当干事,已经对那所谓的“军营净土”中角角落落的事情知道着一篮一车,便放下手中的行李,喝了几口水,就到大伯家里找大伯。

    在大伯家的屋子里,桌子上摆着我弟铁成的遗像和骨灰。家里人都下地干活了。初夏的清新白明,从田野铺散过来后,流水一样浸润着我和我大伯。院子的窗户下,有一棵碗粗的树,是椿树,浓荫斜过来倒在屋门口。有一股椿叶椿汁的怪味儿,走进屋里像从门口浓荫里流过来的医院病房中的消毒水味。我和大伯就在那气味中月深年久地坐着沉默着,仿佛我弟的遗像也在桌上盯着我,要我为他在这沉默寂静中说些什么一样。

    我对大伯说,我弟死得没有那么简单和轻松。我说我们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快捷便答应了人家的要求,而让这事情日出日落就了结过去了。我说铁成弟即便是自杀,也有他必然的缘由和因果,说我们应该让部队把许多疑点都给我们说清楚。

    我对大伯还说了许多话,也包括门口捡到的那封无来由的报丧信,一定是部队为了封锁我弟死亡的消息,怕我们春节期间从河南赶到新疆追究其前因和后果,而不让新兵连我弟的同乡们给家里写信提及这件事。同乡出于乡情和无奈,才迟迟寄回来那封无来由的信,由他们的父母收看后,偷偷扔到门口给我们传递一道讯息的。

    我向大伯说了我的许多想法和看法,直到我准备向大伯说部队老兵体罚新兵的事,其实在军营里藤缠瓜果,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可待我对大伯要说这些时,抬起头看见大伯坐在我对面,已经非常憔悴黄瘦的脸颊上,挂着一层虚飘的汗,像他因为发烧头晕才会出汗样。

    我说:“大伯,你病了?”

    大伯朝我摇了一下头。

    我说:“铁成弟的事,就这样了结了?”

    望着我,大伯沉默了长天长地后,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对我道:“去部队告他们,我知道会有人受处分,会把有的军官撤了职。可你弟弟死了还能告活吗?处分了那些人,把那些军官撤职了,可那些班长和军官——我问了,也都是从农村参军到那里的,也都是家里无能无耐,才不得不参军到新疆那地界。人人都是从农村参军去挣前程的人——你弟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别去毁了那些人的前程了。”

    话到这儿,大伯也扭头看了一下案上我弟铁成——他老五孩子的像,仿佛是和那遗像交流了眼神,沟通了彼此的心意后,又把头扭过来,看我一会儿,很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部队上的人,会因为我们家里好说话,会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给他们提半点要求,不仅觉得我们话好说,也许还认为我们家有些老实窝囊哩;同村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阎家是为了那个烈属才不去告部队。随它吧——那就随它吧,谁愿咋样认为就咋样认为吧。横竖你大伯就是那句话,我们家遭灾了,就别让别人跟着这灾遭难遭殃了。”

    从我大伯家里出来后,我感到了大伯无边的善良和宽厚,感到大伯内心的苦痛仿佛一眼望不到底的井,可他所说所为的,却宽阔如无边的田野和大地。我尊敬我大伯,乃至敬仰我大伯。我大伯是个普通人,很多时候因为赌博有人背后会称他为“赌徒”,可是在处理我弟铁成的后事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我大伯是我们那个村庄最了不得的老百姓,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了不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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