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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思想斗争”,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12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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