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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述

    回到祖国

    1946年——1949年

    我于1945年秋,在待了整整10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1946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塞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长之国立编译馆的办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处游荡。我出不起旅馆费,我还没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书可读,无处可读。我是多么盼望能够有一张哪怕是极其简陋的书桌啊!除了写过几篇短文外,一个夏天,一事无成。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自己常常说,浪费时间,等于自杀。然而,我处在那种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真成了“坐宫”中的杨四郎。

    我于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11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于时黄昏已过,路灯惨黄,落叶满地,一片凄凉。我想到了唐诗“落叶满长安”,这里的“长安”,指的是“长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长安”是北京东西长安街。游子归来,古城依旧,而岁月流逝,青春难再。心中思绪万端,悲喜交集。一转瞬间,却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过去11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中层层涌现。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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