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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黄金之乡

  1814年,现今的轮敦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莫其逊先生,研究澳大利亚南海岸不远的由北而南的那条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和乌拉尔山有许多相似点。我们知道,乌拉尔山是一条产金子的山脉。因此,这位地理学家就推想:澳大利亚的这条山脉是不是也含有这贵重的金属呢?是的,他的推断不错。

  果然,两年以后,有人从新南威尔土寄了两块金矿标本给他。他就决定劳务输出,送一批工人去新荷兰的金矿区。

  在南澳最初发现金沙的是杜通先生。在新南威尔士最初发现金矿床的是佛白和斯密士先生。

  这一轰动,世界各个角落的掘金人都来了,形成了“淘金热”。尤其是奥非尔城产金最多,发展最为迅速,真不愧《圣经》里那个金国同名。

  直到那时为止,知道维多利亚省有金矿的人并不多。在1851年,在这个省才掘出金沙,不久,在四个地方同时开采。这四个地方是巴拉刺、奥文河、奔地哥和亚历山大,这些地方含金量很丰富。但是,当时开采条件不够,前三个地方开采量不大。而亚历山大,矿石质量高,分布均匀,具备开采条件。当时,它所产生的金子价格是每斤1411法郎,达到全世界市场价格的最高记录。

  现在,由南纬37度引导这个小旅行队正走向这个金矿区,这是一个不知有多少人破产又有多少人发财的地方。12月31日,他们在崎岖不平、牛马难行的路上走了一整天之后,终于望见了亚历山大的许多圆圆的山顶了。他们当晚就在一个山坳里宿营,系好牛马,任他们随意在旁边吃点草。第二天,也就是1866年元旦,牛车又走在黄金之乡的道路上。

  地理学家和其他人走过这座著名的金山,都感到十分欣幸。这山名用澳大利亚土语说,叫“吉坡儿”,不知有多少冒险家跑过这里,有强盗,有良民,有要人家命的,也有自己送命的。特别是1851年,在这个黄金年中,“黄金热”变成了流行病,象瘟疫一样蔓延着,不知有多少人以为得到了发财的机会,结果反而客死他乡。大家都说,上帝慷慨地撒下了千百万黄金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于是,那些应运而生的收获人便来收金了。真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掘金高。”累死的人固然多,可是一锄头发了大财的也不少。看见倒楣的,大家都不说;看见发财的,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五湖四海。不久,各种野心家便纷纷涌向澳大利亚大陆。单说墨尔本这个城市,就来了5万4千名移民,他们是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军,是无恶不作的抢劫者。

  在黄金狂的年代里,地方上的秩序混乱得无法形容。然而,英国当局以他们那种惯有的沉着,居然控制了这种局势。那些警察和士兵都不干抢劫的勾当了,并改邪归正。所以,爵士此时路过,不会再碰到当年那残暴的情景了。13年过去了,现在,金矿开采得井井有条,按严格制度控制着。

  而且,年复一年的开采,这金矿被凿得“千疮百孔”,象是白蚂蚊钻得遍地皆是的洞眼,矿层渐渐地快采完了。

  快到11点钟的时候,旅客们到了矿区中心。那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有工厂、有别墅、也有教堂、有银行和报馆;旅馆、农庄和游乐场也有;甚至还有剧场,那时正上演一部描绘本地风光的剧本,演得很好。这剧本叫幸运的掘金人,主角在剧末时满怀着失望的情绪掘下了最后一锄,而这锄挖出了一鸣惊人的大金块。

  爵士好奇心也特别强,想参观一下亚历山大的采金区,他让艾尔通赶车先走,一会儿他就跟上去。这措施正和巴加内尔的意,和往常一样,自告奋勇地充当向导和解说员。

  大家由他带领向银行走去。马路很宽,用碎石铺成,洒水车刚刚洒过水。什么“黄金有限公司”,“掘金人总办事处”,“块金总汇”等等的大招牌到处引人注目。劳动力和资本联合起来已代替了过去的单干形式了,到处听见机器的隆隆声。再往前走,一眼望去,地面上都是洞眼,不计其数。工人们抡着铁锄,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好象天空不断打闪一般。这些工人,各国都有,他们彼此并不争吵,一声不响地劳动着。

  这时,巴加内尔说:“我们不要以为在大陆上就没增手空拳的财迷跑来单干找金子的。我们知道,大部分工人都是由公司雇佣的,因为他们非这样做不可,矿区是由政府出卖或出租的,没有钱就没有下锄的地方。但是一些既买不起,又不愿出卖劳动力的人,就不得不冒险单干了。

  “他们用什么方法发横财呢?”

  “就是‘跳坑’法”,巴加内尔回答说,“比方,我们这帮人,无权在矿床上开采,然而,只要运气好,一样可以发大财。”

  “怎样发财呢?”少校问。

  “‘跳坑’呀!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怎么跳法呢?”少校又问。

  “‘跳坑’吗!这里有个风俗,常引起凶杀和蚤乱,但主管当局无法取消。”

  “快说呀!真吊人家的胃口!”

  “我现在说着呢!这里大家公认的,任何一个采矿区,除重大节日外,只要24小时无人开采,就变成公地了。若是上帝保佑你,谁占据了谁可以随便开采。因此,小罗伯尔,你若运气好,找这样的一个矿床,它的所有权就归你了。”

  “先生,不要教我弟弟有这样的坏念头。”玛丽小姐不高兴了。

  “小姐,别生气,我是和他开玩笑的。他会做掘金人吗?永远不会的!掘地、翻地、播种施肥、最后收获,这才是正经人干的事情。和地老鼠一样在土里乱扒、瞎钻,想找点金子,这是走投无路的人干的勾当!小罗伯尔不会去做的。”

  他们参观了主要矿场,只踏过一段细沙铺成的马路,然后到了银行。银行是座高大的建筑物,屋顶上竖着国旗。爵士一行人得到银行总监的接待,并请到里面参观。

  银行里存放着很多下面各公司搜集的金子。银行总监指出金子的许多奇异标本,并说明各种采金法的详情。这种生金大抵是两种形状:卷金和分解金。它们都是矿石块,金子和泥土混在一起,或者包在硅石的外皮里面。所以,开采时要以土质的不同使用地面开采法或深度开采法。

  若是卷金的话,它常分布在急流山谷和干沟深处,根据体积大小,分成层次,上面是金粒,下面是金片,最下面是薄块。

  若是分解金的话,它的外部石皮被分解掉了,就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金团”。有时,一个金团,便是一个富翁的家资。

  在亚历山大,金子往往分布在粘土层中,和青石片层的各层夹缝中。幸运的人往往能在这种地方找到大片的金块层,这里是“金窝窝”。

  参观完各种生金标本之后,他们又来到矿物陈列馆。澳大利亚的土壤所赖以构成的各种矿物质都分类陈列着。澳大利亚富有的并不只是金子,澳大利亚大陆象个巨大的聚宝盆,所有的珍宝都在陈列馆里体现。在玻璃橱中有闪闪发光的白色黄玉,足已与巴西的黄玉媲美,有宝贵的石榴石,有鲜绿的石帘石,有玫瑰色的红宝石,此外,还有亮晶晶的金红石,还有投龙河两岸产的小粒金刚钻。总之,各种各样的宝石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不需外求。这里什么也不缺,就差把它们作成首饰了,一旦做成,准保珠光宝气,抢购一空。

  爵士谢了总监的招待,告辞出来,又去参观矿床。

  巴加内尔是个把发财置之度外之人,然而,他每走一步总要往地上看看,好象要找什么宝贝似的。旅伴们和他开玩笑,他也不在乎。他时而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研究一番,又带着鄙视的神气丢掉。整个参观中都是如此。

  “啊!地理学家,你丢什么东西了!”少校取笑他说道。

  “可不是吗!在这生产黄金石的地方,我总感觉到丢掉什么东西似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想找块金子带走,最好重一点。”

  “要是你找到了,怎么办,我的巴加内尔先生?”爵士问。

  “啊!要是找到了,我就把它献给祖国呀!存到法兰西银行里。”

  “银行会接受吗!”

  “当然会接受,就说作为建设铁路的公共基金。”

  大家对巴加内尔的爱国热情大加赞美,海轮夫人祝愿他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金块。

  他们一面开玩笑,一面逛着周围的矿区。到处都是工人在规则地、机械地工作着,但并没有劳动热情。

  游览完毕,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坐坐,等着和牛车会齐。既坐酒馆,当然不得不吃点东西,因此,巴加内尔叫老板来点当地饮料。

  侍者送来了一杯“诺白勒”。所谓“诺白勒”,就是英国那种水酒,不过酒多了水少了,里面又加些糖而已。这里喝法太澳大利亚式,欧洲人受不了。所以旅客接过酒杯,又兑了一瓶水,因此,“诺白勒”又变成英国水酒,酒馆老板看了很惊讶。

  喝了酒之后,大家又谈那些掘金人,否则,就没有谈话的机会了。

  巴加内尔对所见到的一切都很满意,但他又遗憾,如果是当年亚历山大采金的时代来参观,或许更有趣些。

  “那时候,”地理学家说,“地面被挖成一个一个的小洞,遍地是挖洞的蚂蚁,那是些很厉害的蚂蚁,到处疯狂地挖洞。但是没有远见,他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挣来的钱不是吃掉了,就是喝掉了,我们坐的这个小酒馆就是当年人家说的“地狱”。掷骰子时有时也动起刀子,警察无法制止时,只好由军队来镇压。毕竟,军队把这帮人征服了,规矩多了,每个人也开始纳税了。当然征收不困难,但社会秩序比加利福尼亚还要混乱。

  “采金这一行,谁都可以干吗?”海轮夫人问。“是的,夫人,干这行不需大学文凭,只要健壮有力就行。一些被贫困逼得背井离乡的人,大都身无分文,有钱的带把锄头,无钱的带把刀,但不论有钱无钱,都带着那种做正经之事的人决不会有的狂热。于是金矿区出现一种怪现象了,普遍地是帐篷、船篷、草棚,还有泥土、木板、树叶搭成的小屋。正中间是总督府的雕檐大厦,上面竖着英国国旗,还有各种公务人员住的蓝布帐篷,换金小贩,收金坐商的各种店铺。那些商贩都赚得是巨富和穷人的血汗钱,真正发财的还是这帮人。那帮长胡子穿红羊毛衫的掘金人,整天在水里泥里生活,漫天是不断的锄头声,遍地是死尸的腐臭味。一团令人窒息的灰尘,象云雾一般笼罩着那些可怜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很短,要不是澳大利亚气候好些,来一场伤寒病准保使他们10个死掉9个半。那些冒险家拚着命,辛苦大半辈子,发财的只是少数,一二百万人却在绝望中死去。

  “你能不能把采金子的方法讲讲,巴加内尔?”爵士问。“法子再简单不过了,”巴加内尔说,“初期的采金人只是淘金,现在,不同了。开发公司直接找到金脉,到那里去采金片、金叶、金块。但是,淘金人只会淘金,所谓沙里淘金,如此而已。他们先掘地,把认为是出金的土层挖起来,然后用水冲洗,把金子和沙子分开。这种冲洗工作有一种美国传来的工具,叫做‘克拉得尔’,就是一种摇床。形状象一个2米长的盒子,一种无盖的棺材,里面分成两层。上层是一面粗铁丝网,接着又是几层细铁纱网。第二层下部分很窄。淘金的时候把含金的沙土放在第一层上,用水冲洗,用手搅动。石块留在粗纱上,碎金和细纱,依体积大小,分别留在各层细纱网上,土则变成泥水,冲到第二层的末端了。这就是普遍用的淘金机。”

  “虽然简单,但毕竟是一种工具。”船长说。

  “为了便宜,都购买二手货,”地理学家回答,“真正没有,也可以不要。”

  “不要,又用什么代替呢?”玛丽小姐问。

  “就拿个大盘子代替,用盘子簸土和簸箕一样。不过,簸出来的不是麦粒,却是金粒。起初采金的第一年,许多采金人没花什么本钱就发了财,还是捷足先登有福气,那时遍地是黄金。就在地面,多极了。溪水就在矿床上流着。几乎墨尔本的街道上都有金子,铺路都用金沫子。所以,在1852年的一个月,从亚历山大运到墨尔本的黄金就价值8百23万法郎。”

  “差不多等于俄罗斯皇帝的年俸啊,”爵士说。

  “那这皇帝也太可怜了!”少校补充一句。

  “有没有一下便发财的?”海轮夫人问。

  “也有几次,夫人。”

  “你说得出来吗?”爵士说。

  “1858年,在巴拉刺,人家找到一块金子重573两;在吉普斯兰有一块重782两;1861年又有一块重834两。最后,在这里,一个采金人发现一块金子重65公斤,以722法朗半斤计算的话,这一块就值22万3千8百60法郎!一掘头掘出11000法郎的年金,数量相当可观了!”

  “这些金矿一发现,世界黄金产量增加多少呢?”船长问。

  “增加太多了,十九世纪初叶每年世界的黄金产量不过4千7百万法郎,现在,估计产量上升到9万万多,近乎10亿了。”

  “因此,在我们脚底下,也许会有许多的金子吧?”小罗伯尔说。

  “有啊!孩子,也许有几百万两。不过,我们之所以把它踩在脚底,因为我们并不看重金钱。”

  “那么,澳大利亚可算是‘得天独厚’的地方了。”

  “并不是,出金子的地方绝不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这地方养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过着富丽堂皇、骄奢滢逸的生活。我的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是出产金子,而是出产铁,因为铁可以制造生产工具用来劳动生产,不断地锻炼着人民的身体和能力。”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旅客们跨出了产金区,同时,也就走出了塔几坡区的边境。现在,马蹄正在达尔零西区的多灰尘的路上,几小时之后,路程已走了一半了。这样顺利的旅行,再有半月就可以到达吐福湾的海滨了。

  目前,大家身体还吃得消,牛马也不觉苦。地理学家说澳大利亚的气候特别“养人”,这话总算兑现了。潮气少得很,甚至没有,天气也不算太炎热。

  不过,自康登桥惨案以来,旅行队的戒备严了许多,以前的预防措施根本不用了。现在规定:首先,打猎的人不得跑得太远,不要看不见牛车。其次,夜晚宿营轮流看守车子。早晚枪上都装上子弹。显然有伙强人在荒野中出没,已搅得他们心中不安宁了。

  不用说,这些戒备的措施没让海轮夫人和玛丽小姐知道,因为爵士不愿让她们担心。

  这种戒备自然必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乱子。而且也不只哥利纳帆一行人顾虑到这一点,一些城市居民和牧畜站上的“坐地人”也时刻提防流手偷袭。天一晚,家家闭户,狗拴在院子里,稍有动静便狂吠起来。牧人们傍晚集合牛羊群时,没有一个不佩带枪的。这种戒备并不过分,那件血案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如此。甚至有些平时开窗睡觉的平民,一旦夜幕降临,便把门窗紧闭了。

  就是地方当局也很小心谨慎,许多宪兵队被派往乡下,特别要保护邮车。以前邮车在大路上奔驰,尽管放心。就在这一天,爵士一行人穿过公路时,看到一辆邮车急驰而过,后面扬起大片灰尘。虽然和闪电一般,一晃而过,可爵士还是看见车子上坐着警察,马枪闪闪发光。当年黄金热的时候,欧洲的社会渣滓都被倾泻到澳大利亚大陆上来,现在这种戒备的情况仿佛又回到了那种混乱的时代了。

  走过基莫公路一公里之后,牛车钻进一片桉树丛林。这片丛林大得跨好几个经纬度,旅客们钻这种丛林,自百奴衣角出发以来,还是第一次。

  大家看到这些60米高,臃肿的树皮有15厘米厚的大桉树,不禁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树杆很粗,约有6米,上面还流着有香味的树脂,它一直挺到离地45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下,没有枝杈和随便生出的芽蘖,甚至没有一个疙瘩破坏这些树杆的侧影,就是木匠用刨子也难刮这么光净。

  这些大树,一连就是几百棵,和排柱一样,粗细均匀。柱顶到了极高的高度才开始分杈,但枝杈左右对称,枝头都是互生叶。叶子里垂下一朵朵大花,花托好象覆盖着的孟钵。

  在树林中,空气自然对流,吹起来的风把土地上的潮气吸收尽了。树和树间,是等间距,空隙也不小,牛群、马群可以通行无阻。这片桉树林不象原始森林一样,树枝密集,荆棘横生,甚至有许多倒下的树干,到处是纠缠不清的藤条,开发的人要进去,非得用火、用刀不可。而这一行人所踏的地面是浅草平铺,树顶翠绿,在地与天之间是疏疏落落的“撑天柱”,一眼望不到尽头。树荫不算多,因此也不凉爽,但是林子里有一种特殊光亮,就仿佛隔了层轻纱透过来的。树影很规则,地面上的闪光也很明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仙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澳大利亚的森林和欧洲大陆上的森林就是不一样,土人把这种树叫“塔拉”,属于种类繁多的桃金娘科——澳大利亚植物界代表。

  在这翠色的苍穹下,树荫之所以不密,暗影之所以不深,是由于叶子生长得出奇的缘故。没有一片叶子是平面向着太阳的,都是刀口式的叶边侧身向着太阳。眼睛迎着太阳光望去,只能看到奇特的树叶侧面。所以,太阳光线透过叶丛能达到地面,就和透过百叶窗子一样。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都感到稀奇。当然,只有地理学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立刻回答说:

  “这里使我奇怪的倒不是树叶子的离奇,大自然造物,自有道理。而植物学家命名就莫名其妙了,他们把这种树叫‘有加利’。”

  “‘有加利’是什么意思?”玛丽小姐问。

  “这是桉树的学名,来自来于希腊文,原意是‘有庇荫之利’。那些植物学家故意拿希腊文骗人,叫人不易发现这个错误,其实很明显地‘有加利’树毫无庇荫之利。”

  “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不用说了,”爵士说道,“请你快告诉我们叶子为什么这么长吧。”

  “由于地理学和植物学的原因,”地理学家解释道,“你们一定看出,这一带空气干燥,降雨量又少,土壤晒干了,树木体内的汁液也不会太多。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就得设法避开阳光,保卫自己,防止蒸发过胜。所以,它们侧面对着太阳,不让正面晒着。没有比树叶子再聪明的了。”

  “也没有比这些树叶再自私的了!”麦克那布斯反驳说,“这些叶子只顾自己,也不替行人考虑一下。”

  人人都赞成少校的说法,只有巴加内尔不赞成,他抹着额上的汗珠,却还认为在没有陰凉的树林走路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尽管如此,桉树叶子这样的生长,毕竟得不到人们的好感。如果穿过这片林子需很长时间,烈日当空,毫无庇荫,行人自然难以吃消。

  牛车在这无边无际的桉树林中挪动着,没有碰到一只野兽,一个土人。只有树上的几只鹦鹉与他们为伴,在枝头为他们唱进行曲。有时一群鹦哥穿过远处的树隙,五色斑斓地一闪而过。总之,在这座其大无比的翠色庙宇中,到处是死一样的沉寂,只有马蹄声,轻轻的人语声,辚辚的车轮声和艾尔通赶牛的喝吆声搅着这片无边的幽静。

  天色已晚,爵士一行人就在几棵被火烧过不久的桉树下支篷宿营。这几棵桉树象工厂里的大烟囱,树干被火已烧空,从脚一直通到树顶,外面只剩一层树皮,而树还仍然活着。虽然如此,“坐地人”和土人这种烧树的坏习惯终久会毁灭这片森林的。奥比尔得地理学家的建议,就在一棵空心树干里生火做饭了。刚点了一点火,火苗就往上窜,烟一直冲到树顶的叶丛中。夜里由艾尔通、穆拉地、威尔逊和船长轮流值班,直守到日出的时候。

  1月3日,人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漫长的路径,好象永远走不完。然而,傍晚时分,树丛渐渐稀疏了,再走几公里,在小片平原上出现了一族整齐的房屋。

  “是塞木尔!”地理学家叫,“一过这个小镇,我们就出维多利亚省的边境了。”

  “地位显赫吗?”夫人问。

  “只不过是个简单的村子,正在变成一个市镇。”

  “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个象样的旅馆吗?”爵士问。

  “我想没问题。”

  “那么,我们快去吧,我们要让女客们今晚住得舒服些,我想,她们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会,我和玛丽都喜欢。但有个条件,不要离路线太远,免得耽误了行程。”

  “一点也不远。我们也疲乏了,该休息一下,而且,我们明天天一亮便启程。”爵士说。

  晚上9点钟,月亮已从东方升起,透过一片雾气,倾射出万丈光芒。天渐渐黑下来。全队人马走在塞木尔镇的马路上,巴加内尔在前面领路,他好象对未见过面的东西都很熟悉。这或许是他的本能,他一直领大伙到了康倍尔旅馆。

  牛马和车子安排下来,旅客们被领到相当舒适的房间里歇息。

  10点钟,大家吃晚饭,奥比尔以总管家的身份对晚饭检查一番。地理学家和小罗伯尔已去镇上跑了一趟了。他们只三言两语说了一下夜游的印象。实际上他们并没看到多少东西。

  然而,如果一个细心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塞尔木街上有某种程度的蚤动:一簇一簇的人群不知在谈论什么,你一言,我两语,显得紧张不安,有人在高声读着当天的报纸,并加以推敲、讨论。这种迹象,没有逃脱少校的眼睛。他跑得不远,甚至没出旅馆大门时,便觉得街上的气氛不对头。他和那健谈的旅馆经理狄克逊谈了十分钟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他一声不响。等吃完晚饭,两位女客回房休息了,他留下其他人,说:

  “大家知道康登桥血案的凶手了。”

  “抓到了吗?”艾尔通赶忙问。

  “没有。”少校说,并没有显出那水手长焦急的情绪。

  “太可惜了!”艾尔通又补充了一句。

  “那么,那血案是谁作的呢?”爵士接着问。

  “你看报纸好了,”少校说着,递给哥利纳帆一张报纸,是昨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你看了日报就知道那警官猜得不错。”

  哥利纳帆于是高声读着下面的新闻:

  1866年1月2日,悉尼消息——大家还记得,12月29日夜间,在康登桥上曾发生一起特大铁路事故。火车11点45分过吕顿河时,康登桥居然是开着的。

  失事的搜劫以及距康登桥半公里守桥员尸体的发现,证明了这惨案是由一个罪恶的预谋造成的!

  果然,据调查结果得知,6个月前西澳伯斯的拘留营准备将一批流犯移送诺福克岛,途中这批流犯逃脱。康登桥惨案是他们所为。

  这批流犯共29人,为首的叫彭-觉斯,他是最狡猾的匪徒,在几个月前,不知乘什么船到达澳大利亚,虽然官厅通辑他,却一直未抓获。

  希望城市居民、乡野移民及牧民们各自提防,并协助辑捕,将有关消息随时报告本殖民地总监!

  殖民总监米彻尔

  爵士读完这个通告后,少校转向地理学家,对他说:

  “巴加内尔,这次相信了吧,澳大利亚可能有流犯。”“越狱流犯,自然难免,”巴加内尔辨解说,“但正式收容的流犯的确没有呀!”

  “无论如何,这里有了流犯已成为事实,”爵士发表意见,“不过,我想,不一定有了流犯,就得改变我们的旅行计划,你说是吧,船长先生?”

  船长没有立刻回答。一方面他怕中止旅行会使格兰特姐弟难过;另一方面又怕继续前行会出差错。所以他犹豫不决。

  “如果海轮夫人和玛丽小姐不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我倒不在乎这些亡命之徒。”

  爵士听懂这话的含义,接着说: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去找格兰特船长了。不过,因为与女客们同行,不太方便,我们先到墨尔本,回到邓肯号上,然后再乘船去东海岸寻访失踪船员的踪迹也许稳当些。你的意思呢,少校?”

  “我在发表意见之前,想听听艾尔通的看法。”

  水手长被指点发言,只好从命了。

  “我想,”他说,“我们距墨尔本320里,如果有危险的话,向东和向南一样。两条路上都是人迹罕至,一片荒凉。而且,我不相信30来个强人,我们这群手中有武器的男子汉就对付不了。因此,要是我,除非有更好的计划,否则继续前行。”“说得对,艾尔通,”地理学家附合说,“我们继续前进,或许能找到格兰特船长的影子。若是转过头来向南,我们就背离格兰特的踪迹,越走越远了。再说,一批伯斯来的逃犯,有勇气的人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的。”

  这样一说,不变的原定计划举行表决,全场无异议通过了。

  “我还有一点建议,爵士,”艾尔通又说。

  “说吧!”

  “派人送个命令给邓肯号,叫它开到东海岸是不是可以?”“恐怕不合适吧,”船长回答,“我们到了吐福湾,再发命令也不迟。要是发早,万一出现意外迫使我们回墨尔本,我们会后悔找不到邓肯号了。而且,船坏得不轻,此时也修不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等等再发命令为好。”

  “也好,”艾尔通回答,他并未坚持他的意见。

  第二天,旅行队离开塞尔木镇。大家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付外来事故。半小时后,大家又进了向东延伸着的桉树林。哥利纳帆宁愿在旷野里旅行,因为旷野比树丛中好,强盗不易隐藏埋伏。但是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老牛拉破车”,只好在单调的林中小路上走了。晚上,沿安格尔塞区北境走了一程之后,牛车就过了东经146度线。大家就在墨累县边境上宿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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