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三章 大伯一家 相媳

    现在，大我五六岁的发成哥，已经做了爷爷了。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辈人，将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是如何地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严和舒展。

    相对象是在过了春节后。

    大伯家的房子将盖未盖时，我母亲通过亲戚的亲戚，联系了十几里外名为卸甲沟村的一位名叫莲娃的姑娘——她现在是我嫂，日子过得有山有水、见日见月。可在当年那一刻，为了让她嫁到我们阎姓家，母亲、父亲和大伯，不知道商量过多少次，“设计”过多少次。相对象的那一天，我大娘把家里的里里外外扫了一个遍，唯独没有扫擦的，只有屋里的空气和那院里的树。除此外，还特意让对方必须见到的人——如大伯、大娘和我发成哥，都换上新衣服。让我的那些弟弟妹妹，尤其是没有干净衣服又不甚讲究的弟弟和妹妹，都躲到了别的地方去。

    到我家，把一床新的大红被子拿出来，规规正正地叠在我大伯家的床头上。

    我二姐，把家里的暖壶（开水瓶）烧好开水提到大伯家，放到正屋桌子上，还又洗出几个干净而没有破口的碗，摆在水瓶边，以备女方来时倒水当作杯子用。

    借来一个新的吃饭用的红漆小桌放在屋中央，在那桌上摆了花生和核桃。

    当然，最主角的是我发成哥，他穿了蓝制服，理了小平头，等着人家来相、来看他。也就在近午时候，女方由一中年妇女陪着入村了，羞羞答答，身材高挑，确实是个有模有样的人，也有些莲花的素洁和水灵。到着村头时，我们都躲在远处偷看她，有胆大的孩子，这时候会装作路人朝着姑娘迎面走，到她面前后，还有意咳一下，有意让她惊一下。她们就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中入了村，进了大伯家。在到了那一堆准备盖房的石堆面前时，我看见她们朝着那一堆石头望了一会儿，似乎是确认一下那终究是一堆石头，还不是三间瓦屋样。

    不知道我这个莲娃嫂和我发成哥初见面时到底说了啥，到底她在我大伯家有何样的感受和想法。总之说，在她吃过午饭离开后，传回来的信息好像是，她不同意这门婚事。不是不同意我发成哥，而是不同意我大伯家的这个家。

    嫌这家里穷。

    嫌这家里人口多。

    嫌那瓦房不是瓦房，而是一堆红石头。

    那天女方走了后，我大伯到我家，和我父亲、母亲三个在屋里坐了半晌儿。我几次进出，都看见大伯脸上有着浅青和淡白，宛若他人生中的一桩大事，一开局没有走好影响着他一家人的全盘命运般。就那么闷坐了大半天，在我大伯离开时，他长长地叹口气，说：“发成的婚事不顺利，后边孩子们的婚事怕就更难了。”

    不知道大伯和我父亲是如何商量的，第二天，我母亲又翻山越岭去了我莲娃嫂子家。也不知母亲到那村里和女方一家说了啥，几天后村里集日时，莲娃嫂的父亲到我大伯家里看了看，在大伯家房前屋后转了转，还亲自用手丈量了大伯家周围几棵泡桐树的粗细，最后在那一大堆准备盖房的石堆前站了一会儿，一只脚踏在一块石头上，一只脚落在路边上，想了想对他身边我的大伯说：“这树成材了。”

    “盖房子了做梁用，”大伯道，“房后那几棵伐了做檩条。”

    人家又盯着那一堆墙基石：“都是从河的那边运来的？”

    大伯“嗯”一下：“抽空要再去运几车，把地基垒得高一些。”

    人家忽然说：“婚事就这样定下吧，不过我回去得再做做女娃的工作呢。”

    大伯说：“新社会，婚姻自由，说到底，孩子们的事还是由孩子们去当家。”

    今天看，莲娃嫂嫁给我发成哥，无异于她在乡村的婚姻股市上买了最好的一支原始绩优股。那时候，发成哥十八九岁就是我们那儿闻名遐迩的刀瓦匠，而今是一个乡村工程队的所谓经理，也是所谓的包工头，人好能力强，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星月满天，红光普照，人见人爱。可想到大伯三十几年前为他们的婚事忧愁的那一刻，想到最后听说对方同意了这门婚事时，大伯在我家满脸灿烂着笑，问我母亲说：“同意了？”

    母亲说：“人家一定要求等盖起了房子再结婚，说结婚一定要进新的瓦屋里。”

    那当儿，大伯脸上的笑容淡了淡，像一个人正向前走着时，脚上被绊了一下子。然后，大伯不笑了。大伯对我母亲点了一下头，郑郑重重地道：“你就给人家回话吧，说我说过盖房，就一定会把房子盖起来。”

    到今天，大伯已经离开人世三年了。也许他那郑重的点头和承诺，他即便活着也忆将不起有过那样的人生情节和细节。因为他的前半生，甚至在他三分之二的生命里，他每天都在努力兑现着他向生活的承诺与愿言，并又向生活许就着新的愿言和承诺。大伯是活在承诺中的人，又是为无法实现承诺而终生苦恼不安、充满矛盾的人。

    大伯的一生，多半生命其实是被他对生活与命运的承诺所煎熬和折磨。可也正因为为了承诺而活着，才显出了他一个农民对卑微的生命认识的高贵和脱俗，显出了大伯在那块土地上，生命的痕迹在命运的路途上，要比别人留下的深刻并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