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三章 大伯一家 织洋袜
小时候，记忆最为深刻的，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伯家里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加上大伯和大娘，共是十口之家。那时候，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一梦醒来，大伯就开始忍着饥饿，挑着他的织洋线袜子的机器，到山区去走街串巷，在一庄一街的村头，在一户一户人家的门口，放下他那为生存而沉重的担子，擦着额门上的汗珠，扯着喉咙高声大唤：
“织袜子啰——”
“织洋袜子啰——”
不知道大伯是如何领着我的大娘和他们一溜儿的子女，安然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村里的老人们常常向后人述说，他们因为饥饿去村头挖吃黄土的人生；说他们如何用斧头菜刀，去剥砍树皮熬汤的经历；说村里每一张脸和双腿首先浮肿的人，腿上脸上，都如塑料薄膜的袋子装满了水；说山坡上饿死的死尸，几天间无人抬动，活生生地僵在荒野，天空中盘旋的饿鹰，常会俯冲下来，去那人尸上啄食。
现在，我的大伯已经去世三年了。八十岁的大娘，也因糖尿病和小脑萎缩等，变得沉默于世，言语不清。我后悔，没有在还来得及时，去询问他们在那特殊的三年岁月里，是如何带着一群孩子，熬过了那整个中国都在超越极限的极度饥饿中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想，我错过的不仅是一场纪实的答问，一定还是一场泱泱大国的农民为了生命和亲情，用活着的信念，去抗争饥饿与死亡的一部生命的史诗。而今，我的脑海里，没有多少大伯为他和一家人活下去而抗争和忍耐饥饿的画面与细节，但却总是响着大伯那沙哑而洪亮——为了一家人活着，并尽力让子女们吃饱肚子在山脉上和无数村头的大叫：
“织袜子啰——”
“织洋袜子啰——”
大伯的那架由许多齿轮、钢架、挂针、挂锤和摇把组成的机器，只要把机织的纺线四通八达、有秩有序地缠缠绕绕，绞动摇把，就能织出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袜子来。因为那机器源自外国人的发明制造，因为织袜子的白线必须是机织的洋线，而非乡村民间的那种笨机的手纺线，所以那织袜机就叫了洋袜机，那袜子就叫洋袜子。随同那时被称为“洋”货的，还有洋火（火柴）、洋钉（铁钉）、洋灰（水泥）、洋车（自行车）、洋镐（铁镐）等一系列与外国人相关的日用品，因为一个“洋”字，就有了时尚和品质，有了与众不同的风尚和气度。也所以，大伯织洋袜子的机器和手艺，自然是远近闻名，遐迩知晓。他不仅每年冬天都挑着担子到东西两山的深皱中，为那些连买个铁钉都要跑几十里山路的农民织袜子，就是到了年关将近，他不跑山里，也要把那机器架在村头或者大门口，为路人和同村的邻人们，织些白筒洋袜子。
当然，给同村人织袜子，大伯一般是不收费用的，也不要任何别的物换与报酬。他所收的或还的，只是世间人情和乡里之间为生存彼此的扶帮和照应。只有为陌生的路人织袜时，他才收取些微的零用以补年关的家缺。
我替大伯绞过那织袜的机把儿，沉重沉重，叽叽作响，织一双袜子下来，胳膊便有了胀裂的酸疼。可是，大伯却用他将近十年的时间，挑着那副担子，绞着那沉重的把儿和他与子女们生命存活的本基，每次天不亮就挑着机器出村，三天五天后的落日时分，又挑着担子回到村子里。
大伯离开村子时，担子的一边是那沉重的机器，一边是较轻的洋织白线和他的粗谷干粮。因为这轻重不均，他的扁担在肩上就总是一端要长些，一端要短些。然而大伯回来时，他的担子有些均衡了，扁担的中部差不多移搁到了肩膀上。原来一端的那些白线没有了，干粮也尽了，可装干粮、白线的布袋里，会装上半袋黄玉米、红薯干和一些大豆、绿豆什么的——这是他为人织袜子的换取和报酬，是我那些叔伯哥哥、弟弟、妹妹的口粮和生存。然而我和我的叔伯兄弟及姐姐妹妹们，那时并不怎样看重那条帆布袋里的粮食与杂谷，而是更为切切地看重大伯用手捂着的他的上衣口袋里的东西。
尤其那时的我。
大伯多是在春秋天穿一件有许多补丁的黑夹袄，在寒冬腊月里穿一件棉花已经死过变污的旧棉袄。那棉袄的套棉总是因破洞而露在棉袄外。可大伯那挑着的布袋却总是没有烂，里边的粗粮和杂谷，大伯也从来没有让它们掉出过一粒和一片。大伯的棉袄口袋是经常要破的，然大伯一发现口袋破了就让大娘抓紧缝。什么都可以破损出漏洞来，但那棉袄口袋是一定不能的。因为每次大伯出门几天回来时，一定会给他的儿女和我们这些侄男甥女，捎回一些好吃的。那好吃的就总是装在他的棉袄口袋里。
好吃的一般都是以下几样今天已经见不到的食品和糖果：食品是一种黑硬却又发脆的面饼干；糖果有两种，一种是用油糖纸包的小糖儿，一种是白色糖豆儿。糖豆儿和今天的黄豆一样，雪白色，圆圆的，装在大伯的口袋里如装着一袋人生甜胃的药粒儿。大伯在外出三天后，我们就开始惦记大伯了，惦记大伯口袋里的糖豆儿了。三天后的落日至黄昏到来的那段时光里，我大娘总是站在她家门前的路口上，把手棚在额上瞅着等大伯。
第三天没有回。
第四天没有回。
第五天的那个时候里，太阳暖黄，村头上铺着落日和枯色，大娘在村口等大伯，但第一个看见大伯回来的，一般不是我大娘，而是我们兄妹中的哪一个，是想糖豆儿或饼干想得有些急不可耐的我的哥哥们和弟弟们。谁在哪儿唤一声：“大伯回来啦——”大伯就果然回来啦，疲惫地挑着担子，拖着身子，从村外走进村里面。可在他走进村里时，看见他的一群孩子和一群侄男甥女时，他虽然疲惫无力却是脚步加快了，脸上有了光色了。他朝我们走。我们朝他迎。就把大伯围在路中央，他便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果或是糖豆儿，种瓜点豆般，朝一片伸出的又脏又小的手掌上，一个一个地放着或分着。
我每次都把手伸在那一片小手中，每次都能不虚此行地得到我想吃的糖果和糖豆儿。大伯把糖果和糖豆儿分完了、发完了，我们都如获至宝地品味着那糖豆、糖果和生活。大伯便脱掉他的一只鞋，席地坐在鞋上看着我们这些他的孩子和侄男甥女，看着我们把那些糖果吃完后，将糖纸叠成各种各样的三角或方块，再或把糖纸当成蝴蝶和蜻蜓，用嘴吹着，用手赶着，让那些糖纸在落日的天空下，五颜六色地翻飞和起舞。这时，是大伯最感温暖，也许是最感叹人生意义的时候吧。他端端地坐在村口里，坐在土地上，坐在人生中，脸上的喜悦和光色，浓淡相宜着，任你有多少疲劳和尘土，也盖不住他那时的兴奋和惬意。
大伯爱生活，爱孩子，爱他的一群侄男和甥女。他每次分糖果、糖豆儿和黑硬坚脆的饼干时，都要先看一眼他身下的孩子们，依着血缘的关系，虽然每个孩子分的都是一样多：糖果是一个，糖豆儿是两粒，饼干是一块，可他分配的顺序却是经了深思深虑的。他总是先分给他远门的侄男甥女和邻人的孩子们，再分给他近门的侄男甥女们——主要是我和二姐及我叔家的孩子们，最后再给他自己亲生的那些孩子。因为每次分配都不够，往往到最后没有糖果食品了，我们欢天喜地地吃着和闹着，我大伯家的那些孩子——我的至亲的叔伯兄弟和妹妹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吃，看着我们闹，看着我们把那彩色的糖纸，吹着捧着在那天空里纷飞和舞蹈。
后来，每次大伯回来，我都不再挤着身子去要那些糖果、糖豆儿了。因为，我终于每次都窥视出一条规律来：大伯带回来的糖果和糖豆儿，从来没有够分过。而最后必须有人不吃的，就必然是他的那些亲生的孩子——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妹妹。于是，每次再分糖果、糖豆儿时，我就和这些叔伯兄弟们站到一块，等待最后的分发和缺无。
有一次，果然是人头和小手没有分完就没了。我和大伯家的孩子们站在一块，看着别人吃，看着别人把糖纸放飞在半空如放飞的小巧的风筝般，不知为何眼里竟就含了委屈的泪，这时大伯看见了，过来摸着我的头，摸着我的脸，像他做了一件最为对不起我的事，竟然也自己红了眼圈儿，用喑哑的嗓子，在苦笑中对我郑重地说：“下次大伯回来，在街上多买些糖果，最先分给你。别人不吃也最先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