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还有你呢！”特韦德获拍着手神气活现地叫道。

    “如果他不再梦见你，你想想你会在什么地方呢？”

    “那当然就在我现在的地方，”艾丽丝说。

    “你甭想！”特韦德获盛气凌人地反驳道，“你会无处安身。按说嘛，你不过是他梦中的一个物件罢了！”

    “要是那边那位国王醒来，”特韦德获又说，“你就会噗嗤一下，什么也不存在了，就象点尽了的蜡烛！”“我不会！”艾丽丝生气地叫嚷起来——

    路易斯-卡罗尔《镜中世界》（1872）

    第二天上午，查尔斯非常准时地到了火车站。他也顾不得上等人的体面了，亲自看着自己的行李装上行李车，然后找了一节空着的头等车厢。他坐下后便焦急地等着开车。开车之前，不时地有乘客探头向这节车厢里张望，但都被英国人常使用的蛇发女怪①的眼睛一瞪，便吓得连忙缩回身子（这节车厢不是给平常人乘坐的）。汽笛声响了。查尔斯心想总算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宁静，谁知就在这最后一刻，一张生着大胡子的脸孔出现在窗口。查尔斯冷冷地望了那人一眼，可是那人投过来更加冷酷的目光。那人急匆匆地上了车——

    ①希腊神话中有三个蛇发女怪，人一见其貌便会变其石头。

    走进车厢的这个人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请原谅，先生”，便走到车厢的另一头。这人约摸四十岁光景。大礼帽戴得平平正正，他坐在那儿，手搭在膝盖上，急促地喘息着。他好象是个行为放肆、对一切毫不在乎的人。他不大可能是位绅士……或许是个盛气凌人的管家（但管家是不坐头等车厢的），也或许是个一帆风顺的非专业牧师——那种恃强欺弱的牧师，是未来的斯珀吉翁①，这种人专靠一文不值、哗众取宠的诅咒来煎熬他人，来转变教徒的灵魂。查尔斯心想，这个人肯定不讨人喜欢，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要是他凑上来搭讪，就对他采取冷淡态度——

    ①查尔斯-斯珀吉翁（1834-1892），伦敦基督教新教的讲道人。

    有时候，你悄悄盯着别人，端详别人，会被对方发现的。查尔斯正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对方投来了责备的目光。那人横了他一限，尖利的目光似乎告诉查尔斯，他不应当那样盯着别人。查尔斯慌忙望着窗外，不过也放了心，知道那人至少跟他一样，不愿跟陌生人攀。

    火车平稳地行驶着。不一会儿，那有节奏的隆隆声使查尔斯昏昏沉沉，象在做梦似的。他想，伦敦是个大都会，要找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莎拉也不会到处流浪，她一定去找工作。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钱财，有的是决心，一个星期找不到就用两个星期，最后总能找到她。也许，他回到家后发现信箱里已投进了莎拉的一封信，上面又是写着一个地址。此时，火车轮子“咕隆隆——咕隆隆”地响着，似乎地说：“她不会——那样的——冷酷；她不会——那样的——冷酷；她不会——那样的——冷酷……”火车通过花红叶绿的山谷，向着坎隆普敦驶去。查尔斯看见了坎隆普敦的教堂，但他昏昏欲睡，分辨不清到了什么地方。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睡好，此时已闭上眼睛。

    有一段时间，那位旅伴并没有去注意正在昏睡的查尔斯。过了一会儿，查尔斯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他已把帽子摘下来，免得脱落），这时，那位长着大胡子的预言家才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以免自己的好奇心被对方察觉。

    他的目光很特别：那是一种端详揣摩、评头品足的目光，给人以非常不愉快的感觉。他似乎非常了解这个打瞌睡的人的身分（正象查尔斯自以为深知对方的身分一样），而且并不因为知道对方的身分而高兴，也不喜欢这种人。粗看上去，这个人的确并不显得那么冷漠专断、飞扬跋扈，但他的外表毕竟给人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或者，即使不能说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话，但至少可以说在判断别人方面颇为自信，在可以从别人身上能够获得多少、可望得到多少、榨取多少方面颇为自信。

    这样目不转睛地审视别人，如果时间在一分钟左右，那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乘火车旅行十分乏味，对生人偷偷观察一下也是一种乐趣。可是这个人的审视却远远超过了一分钟，那劲头就象要把人吞食掉似的。这种审视一直持续到陶顿车站。站台上的喧闹声使查尔斯醒了过来，那人急忙转移了目光。可是过了一会儿，当查尔斯再次睡着时，那双眼睛便重新象水蛭一样盯在他的身上。

    亲爱的读者，总有那么一天，有人也可能这样注视您。您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纪不大拘谨的环境中——发觉这种注视。那些急不可待的观察者甚至不等您睡着就盯上您。这肯定会引起您的不快，您会觉得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情欲的表示……它表示极想对您有所了解，而您却不喜欢一个陌生人用这样的方式了解您。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从事某一种职业的人才用那样特别的目光注视人，目光中奇奇怪怪地混杂着探寻、严厉、讥讽和恳求：

    我可以利用你吗？

    我怎样来处理你这样一个人物？

    我总是想，唯独万能的神灵——如果确实存在着神灵这种荒谬东西的话——才会有这种目光。这种目光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其实它在道德品质方面是非常低劣、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我在那张长满胡须、正注视着查尔斯的脸上看清了这种本质。我对这张脸真是太熟悉了。此时，我不必再装模作样，实话说，那个长着大胡子的人就是我——作者本人。①——

    ①这里是作者想象回到了一百年以前，跟查尔斯同坐一列火车。

    当我注视着查尔斯的当儿，我要提出的问题却与上述两个问题无关。我应该怎样写下去呢？我曾想过，就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故事，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我们就永远离开他。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式的、无结论的结尾。我前面已经宣扬过，必须给人物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所需要的东西是清楚的吗？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东西却不那么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处。当然，要是这两方面的需要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根据想象臆造的东西，这个问题显然是难以处理的：一种需要跟另一种需要相冲突，最后实际上一种需要可能战胜另一种需要，也可能失败。小说总是要假装与现实相一致：作家把两种相互冲突的需要安排在一个圈子里，然后就描写这种冲突——可是实际上他安排好了这场冲突，最后让他所赞赏的一方获得胜利。我们在评判小说家时，既根据他们安排冲突的技巧（或者说，根据这样的技巧——能够使我们看不出他们安排过这场冲突），也根据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惨的，邪恶的或滑稽的，等等。

    但在冲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向读者表明作者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见解——不论作者是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主义者。我已假装回到了一八六七年。当然，那一年是一个世纪以前。我觉得不管我对那时的社会表示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或者任何别的什么态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继续注视着查尔斯，觉得这一次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他即将投入的冲突了。这样我就有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我可以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己只是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冲突的发展和记录都进行干预。我注视着那张似乎软弱无能但也并非毫无作为的面孔。我们快要到达伦敦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说，原来我认为难以处理的那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在这场冲突中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两种可能性，两种描述。采取这一办法，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不可能同时提供两种描述，总要有先有后。不论第二种描述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是最后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取出一枚银币。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高。它在空中旋转着。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就这样做了决定。这时，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睁开眼睛，正望着我。从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这当儿他对我已经不仅仅是不喜欢了。他以为我要么是个赌徒，要么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还了他一眼，表示轻蔑，接着把银币放回钱包。他拿起睡觉时放在一边的帽子，掸了掸灰尘（根本就没有灰尘，他这一动作是表示对我厌恶），戴到了头上。

    我们在帕丁敦车站下了车，站台的屋顶是用巨大的铁梁支撑着的。我们总算到了伦敦。他迈步上了站台，向一个挑夫招了招手。不一会儿，他向挑夫交待完毕，转过身来，却发现那个大胡子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