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物种其繁衍的数量总要超过能够存活的数量。

    这就造成了永不停息的生活竞争。于是，在复杂多变的生存条件下，任何生命体，只要它能朝自己有益的方面有所演变，生存的可能就要大一些，这也就是自然选择——

    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

    实际上，这位远航中国的可怜虫当天晚上却在他下榻的白狮旅馆扮演了东道主的角色。这次宴会是他和欧内斯蒂娜安排的，事先未曾告知特兰特姨妈，为的是让她感到突然和高兴。两位女士即将到他在白狮旅馆的房间里赴宴。一盘上等的鲜虾已端上餐桌，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鲜大马哈鱼也已烧好，旅馆酒窖里的酒全送到了这儿。咱们在波尔蒂尼夫人家首次见过面的医生也被拉了来，以便使出席宴会的人在性别上得到准确的平衡。

    格罗根医生可谓莱姆镇上的名人之一。大家公认，他正象那天晚上吃的从埃克斯河中捞上来的大马哈鱼一样，是婚姻河流中非常值得捕捞的猎物。欧内斯蒂娜拿他来毫不留情地取笑特兰特姨妈，说这位温柔女性的典范真是冷酷无情，竟然拒绝了这样一个可怜和孤独的男子的追求。不过，既然这位可怜的人能够忍受六十多年的孤独日子，那么他追求别人时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

    实际上，格罗根医生决心做个老光棍，就象特兰特姨妈决定做老处女一样。他象那些性器官发育不健全的爱尔兰人一样，有奇特的能力。他可以跟女人说说笑笑，打情骂俏，却从来不会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他身材矮小，表情冷漠，象只非洲的茶隼。他很精明，有时很难对付。可是别人合他的胃口时，他又十分随和。他使莱姆镇的社交活动带上了拘谨的色彩，因为当你跟他在一起时，你觉得他随时都在警觉地等待着，一旦你表现出一点愚蠢，他就会扑将上来。可是当他对你抱有好感时，他总是表现出使人兴奋的机智，并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个饱经风霜、精通世事的人的人情味，对你有所帮助。他也有隐忍不言的事情。他从出生就一直是天主教徒，现在改信了英国国教（这一点他象迪斯雷利），否则波尔蒂尼夫人怎能让他到自己家里去？他大概跟那些本世纪三十年代曾当过共产主义者的人不无相似之处。这些人现在改变了信仰，人们才可以与之相处。尽管格罗根医生改信了英国国教，但他身上仍有魔鬼的气味①。他肯定是变了，因为他（这一点他不象迪斯雷利）每个礼拜天总是小心翼翼地去教堂作早祷。莱姆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变化是一种假象，因为去教堂是表示自己宗教信仰的主要方面。假如他对宗教信仰随随便便，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他本来是可去清真寺或犹太教堂的。再说，格罗根是位很好的医生，精通医学的最重要领域，对病人的性情也很熟悉。有些病人内心深处想让医生教训一顿。于是他就教训他们一顿。他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要么熟练地治疗，要么巧妙地安慰，要么干脆不理不睬——

    ①英国在英王亨利八世（1491-1547）时与罗马天主教断绝关系，宣布英国教会不再受制于罗马教皇，并建立英国国教，即英国圣公会。“魔鬼的气味”指罗马天主教的影响。

    在莱姆镇，他大概是最食不厌精、喜欢美酒的人了。查尔斯在白狮旅馆举行的宴会很合他的胃口，于是他便喧宾夺主，代替那个年轻人当起东道主来。他曾在海德堡学医，后来在伦敦开业，深知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荒谬，不愧为一位聪明的爱尔兰人。这就是说，假如他对某件事知之甚少或毫无记忆，他随时可以用想象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对于他讲的故事，没有人完全相信，也没人喜欢再听。特兰特姨妈大概象莱姆镇的其他人一样，对那些故事的细节一清二楚，因为医生和她是多年的至交。她肯定觉察到格罗根讲的一个故事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总是矛盾百出。不过她听了只是开心地哈哈大笑——有时笑得那么放纵，我担心这笑声倘若被家住山坡上的莱姆镇社会栋梁波尔蒂尼夫人听见，那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一般说来，这样的晚上查尔斯本应该兴高采烈，因为医生在讲故事时没有象以前那么古板，语言的运用和情节的叙述都稍许随便了些。特别是当肥美的大马哈鱼只剩下解剖学上称的残骸，两位先生换上葡萄酒时，医生的话就更多更随便了。对此，欧内斯蒂娜稍感不甚得体，这与她被训练就的典雅社交不太合拍。查尔斯注意到，她有时微露吃惊的神色，而特兰特姨妈却没有这种表情。两位年长的客人十分高兴回到他们各自的青年时代，留恋那更加开通的时尚。这使查尔斯顿生怀古之感。望着医生的调皮眼神和特兰特姨妈的满脸欢笑，他自然想到自己的时代是多么令人厌恶：僵死的繁文缛节；对运输和制造业中机器的崇拜；对社会习俗中出现的更为可怕的“机器”的顶礼膜拜。

    他这些令人钦佩的客观看法可能与他那天下午的行为并无明显的联系。至少查尔斯认为没有什么联系。此时，他的脑海里已不再怀古，而是想到其他方面去了。他对自己的朝三暮四并非毫无觉察。他觉得自己把伍德拉夫小姐的事情看得过分认真，这样他在前进的路上就会跌跌撞撞，而不是高视阔步了。他感到对欧内斯蒂娜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感到苦恼。此时，欧内斯蒂娜不象平时那样活跃，这究竟是因为偏头痛呢，还是因为医生那种爱尔兰式的谈话使人头晕目眩？很难说清楚。不管怎样，这使他象在音乐会上那样，又一次发现她身上有某种浅薄的东西——不论是智力还是语言上，她的机敏不过是装腔作势。《霍夫曼的故事》①中有不少灵巧的机器式的姑娘，知识贫乏，感情单调。欧内斯蒂娜表面上娴静可爱，深知事理，但她是否有点象那些姑娘呢？——

    ①霍夫曼（1776-1822），德国儿童文学家。后人将他的三个短篇编在一起出版，书名《霍夫曼的故事》（1881）。

    然而，查尔斯转念一想，她在三个成人面前还不过是个孩子，于是，他伸手在红木餐桌下面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她脸红时还是挺娇艳的呢。

    末了，两位先生——个子高高有点象已故康索特王子的查尔斯和身材瘦小的医生——将两位女士护送回家。这时是晚上十点半，在伦敦正是社交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分，可在这儿，莱姆镇象往常那样，早已进入梦乡。两位女士带着笑脸关上大门以后，查尔斯和医生发现布罗德街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医生用手指按着鼻子，说：“那么您，先生，我想给您开一大杯掺水烈酒，用我这熟练的手配制。”查尔斯有礼貌地犹豫了一下。医生接着说：“这是医生的命令，懂吗？正如一位诗人所说：Dulceestdesipere①。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呷上两口还是挺不错的嘛。”——

    ①拉丁语，意思是：不可抗命不从。

    查尔斯笑了。“如果您保证您的掺水烈酒比您的拉丁语好的话，我就悉听尊命。”

    十分钟后，查尔斯发现自己已被格罗根医生安排在一间叫“小屋”的舒适书房中。书房在二楼，前面成弓形，从这儿可以俯瞰防波堤和防波堤大门之间的小海湾。这位爱尔兰人向他保证，他的书房在夏天特别优美，因为从这儿可以望见去小海湾游泳的仙女们。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医生，他可以命令女病人去做能使他大饱眼福的事情，还有比这更美的吗？在弓形窗槛上，放着一架格里高利时代①的铜制小望远镜。格罗根鬼头鬼脑地咂咂嘴，挤挤眼——

    ①格里高利（1572-1585），罗马教皇。

    “呃，这是用来观察天文的，没有别的。”

    查尔斯探身窗外，嗅着带有咸味的空气。他看到了右侧远处海滩上游泳更衣车的黑色方形轮廓。海中的仙女们就是从那些更衣车里换好衣服走出来的。但是这天夜里大海所发出的声响只是海潮撞击岸边卵石的哗哗声。从某个更远的地方，隐约传来平静海面上海鸥的尖叫。他的身后是灯光明亮的书房，传来了医生配制“药品”的丁当声。他觉得自己身处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背后温暖明亮的世界，一个是屋外阴冷漆黑的神秘世界。我们都把诗写在纸上，其实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想象着的人。

    掺水烈酒味道极佳。边喝酒边抽“伯马”牌雪茄烟，更使人心旷神怡。两位绅士那会儿仍生活在一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可以享受知识相通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有共同的语言，有一套通用的规则和固定的含义。而今天的医生，谁懂得古典文学？今天的业余爱好者能够跟专家彼此理解地交谈吗？这两位绅士生活的那个世界，是还没有被专门化这个暴君统治的世界。不过我不希望诸位——您马上就可看到，格罗根医生也不希望——将进步与幸福混为一谈。

    一时，两个人谁也没吱声。离开了那两位女士，离开了那个宴席，他们高兴地回到了男子世界，回到了更加严肃的世界。查尔斯出于好奇，想了解医生所持的政治观点。为了引向这一话题，他问医生，放在书本之间的那两尊白色雕像是谁。

    医生笑了笑，用拉丁语说：“Quisquesuospatimurm－anes。”这是维吉尔①的话，大意是：“我们根据自己选择的神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查尔斯也笑了，说：“那一尊是边沁②，对吧？”——

    ①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②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法学家、哲学家。

    “对。另外一尊是用帕罗斯岛大理石雕刻的，是伏尔泰的雕像。”

    “由此看来咱们支持同一个党。”

    医生反问道：“一个爱尔兰人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查尔斯点点头，承认他别无选择。接着，他主动讲起自己支持自由党的理由。“在我看来，格拉斯通先生至少认识到我们时代的伦理道德基础是极其腐朽的。”

    “天哪，我是不是跟一位社会主义者坐在一道啦？”

    查尔斯笑起来。“现在还不是。”

    “告诉你，在这个充满谎话的时代，什么人我都可以原谅——但就是不能原谅那些毫无信仰的人。”

    “呃，是的。”

    “我年轻时是边沁的信徒，伏尔泰使我离开了罗马天主教，边沁又使我离开了保守党。至于现在那种装点门面的废话——扩大选举权，它跟我毫不相干。依我看来，血统、门第一文不值。一个公爵，就算一个国王，他照样可以象普通人一样愚蠢可笑。不过我倒也感谢大自然母亲，我不会再活五十年，对世事可以不管不问了。当一个政府害怕老百姓的时候，那就等于说是怕自己。”他眨了眨眼。“有一次，一位宪章派人物到都柏林去宣传自己的主张，我的一位同胞对他说过一句话，你听说过这件事吗？那个宪章派高喊道：‘弟兄们，人都是一样的，这一个人不是同另一个人一样好么？’那个爱尔兰人高声叫道：‘对呀，演讲的先生，你说的对呀，而且还比他娘的另外一个更好一点呢。’查尔斯听到这儿笑了。可是医生伸出一个手指，严肃地摇动着。“你别笑，史密逊。可是你要注意，那个爱尔兰人是对的，他并不是胡扯。那句‘比他娘的另一个更好些’将会毁掉这个国家。不信咱走着瞧。”

    “可是照您这样说，您的两尊家神也应受到谴责喽？是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祈祷来着？”

    “我并不反对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是我们怎样得到幸福。我们没有‘铁的文明’时不是照样过得挺快活？”（“铁的文明”这儿指铁路。）“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呢。你要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但总不能揠苗助长吧？”

    查尔斯有礼貌地轻声说了句赞同的话。格罗根正好触及到了他伯父觉得同样敏锐的问题。他伯父的政治主张跟格罗根完全不同。许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为“改革法案”奋斗过的人，在三十年后转而反对改革。他们觉得机会主义和两面派是这个世纪的致命弊端，结果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威胁性的妒嫉和反抗精神。或许由于这位一八○一年出生的医生确实有点奥古斯都①式的仁爱，他过分地认为，进步要靠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就是对他现有的一切毫不干涉。

    这就使他既接近法西斯式的边沁，而更接近自由主义者伯克。②不过，他那一代人对“新英国”以及一八五○年以后长期经济繁荣时期崛起的政治家持怀疑态度，也并非毫无道理。许多年轻人，从查尔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到马修-阿诺德那样名闻遐迩的年轻人，都同意他们的看法。不是听说似乎已改变了宗教信仰的迪斯雷利，在临终时居然为犹太死者低声祷告吗？那个徒有其名的演说家格拉斯通，在现代政治史上不也只是个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大师吗？不也是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吗？最高阶层的人物讲话时闪烁其词、不知所云，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呃，看样子应该改个话题了。查尔斯问医生，他是否对古生物学感兴趣——

    ①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第一位皇帝。

    ②艾德芒德-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

    “爽快地说吧，不感兴趣，先生。我还不想破坏刚才那顿晚饭所引起的兴致。我倒喜欢研究现代生物。”他坐在高背椅子上，对查尔斯微笑着。‘我们只有对生者研究得更透彻时，才能去研究死者。”

    查尔斯接受了对方的反驳意见，趁机说道：“前几天我听说当地发生的一件事情，它使我跟您有些同感。”他故意停了一下。“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想您知道的肯定比我多。”说到这里，他感到自己这样转弯抹角，可能反而暴露出自己并非偶然谈及此事，于是急忙说：“听说她名叫伍德拉夫，在波尔蒂尼夫人府上做事。”

    医生用带柄的铁托盘托着玻璃杯，眼睛望着托盘。“噢，对，可怜的‘悲剧人物’。”

    “我说话可能不够谨慎，不过我想问一下，她是您的病人吗？”

    “这个么，我关心波尔蒂尼夫人，因此不允许有人说她的坏话。”

    查尔斯偷着瞥了医生一眼。医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深恨波尔蒂尼夫人的凶光，这肯定不会错。年轻人微微一笑，低下头来。

    格罗根医生伸手捅了捅壁炉。“对外面海滩上的化石，我们知之甚少，而对发生在那姑娘内心的东西就更不了解了。最近，有位聪明的德国医生把忧郁症分成了几种类型。有一种他叫作中性。所谓中性，他指的是先天性的，即生来就有悲伤的脾性。另一种叫作阵发性，即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得忧伤。这一种，我想你懂得，我们大家有时也会患上的。第三种叫作模糊性忧郁。所谓模糊性，意思是那个可怜的医生自己也搞不清楚发病的原因。”

    “她是阵发性，是不是？”

    “呃，别急，难道她是第一个被抛弃了的青年女子吗？我告诉您，莱姆镇有十来个这样的姑娘。”

    “都是象她那样被无情地甩掉了吗？”

    “有些姑娘的情况比她还糟呢。可是现在，她们照样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那么您把伍德拉夫小姐划在模糊性一类里？”

    医生沉默了半晌才说：“十个月前，我被请去给她看病——您知道，这是我跟您私下说说——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毛病：她无缘无故地哭泣；不用问，只要看看她的眼睛就知道患的是忧郁症，一清二楚。我知道她的事情。我了解塔尔博特夫妇。那件事发生时，她在他们家当家庭教师。我想，病因是很清楚的——在莫尔伯勒大院住上六个星期，不，六天，就足可以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逼进疯人院。我只对您说，史密逊。我是个不开化的老头子。我盼着那所虔诚的宫殿烧成灰烬，连同它的主人一起烧成灰烬。要是我不在灰烬上跳快步舞就不算人养的！”

    “我想我会跟您一起跳的。”

    “肯定不光是我们。”医生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全镇子的人都会去跳的。不过，咱们还是接着谈那个姑娘吧。我为她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不过，我当时看得出，只有一个办法能治好她的病。”

    “让她离开这儿。”

    医生连连点头。“半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她，她正朝防波堤走去。我叫住她，把她带到家里，对她那个关心劲儿就象她是我最喜欢的侄女一样。谁知言者谆谆，听者蒙蒙。天哪，史密逊，她根本不为所动！似乎我不是在跟她谈话！我在埃克斯特有位同行。他是位和蔼可亲的人，有个贤惠的妻子，四个象天使般的孩子，当时他正在寻找一位家庭女教师。这些我都对她讲过了。”

    “这么说来她不想离开这儿？”

    “一步也不肯离开。情况就是这样。塔尔博特夫人心地善良，开头她想请伍德拉夫小姐回去，可是她硬是不肯，反而进了她明知是阎王殿似的人家。她硬是找了个把仆人当成奴隶对待的女主人，硬是找了个那么棘手的差使。她铁了心，怎么都劝不动她。说来您不会相信，史密逊。你就是请她去当女王，给她一千镑的年金，她也会摇头拒绝的。”

    “可是……我觉得真是难以理解。刚才您提到的她拒绝的事情，正是我们前些日子也考虑过的。欧内斯蒂娜的母亲：

    “老弟，欧内斯蒂娜的母亲就算乐于助人，恐怕也是白费劲儿。”他朝查尔斯苦笑一下，起身从炉边的铁架上提起酒壶，斟满两人的杯子。“哈特曼医生是个好人，他说过一些类似的病例。有一个给人印象很深的病例，那是个寡妇，一个年轻的寡妇，住在魏玛，丈夫原来是骑兵军官，死于一次野外训练事故。你看这两个人的情况是不是相似？那女人十分悲痛。伤心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史密逊，谁知她没完没了，年复一年地悲痛欲绝。家里原有的一切东西都不准动。那个死人的衣服仍挂在衣橱里，烟斗仍旧摆在他常坐的椅子旁边，甚至他死后不明情况的人给他写来的信也……摆在那儿……”医生指了指查尔斯身后的暗处。“在那儿，跟那个相同的银盘子里放着。信都发黄了，还是没有打开，年复一年地在那儿放着。”他顿了顿，朝查尔斯笑笑。“您的菊石当中从来不会有这样神秘的事情。以上是哈特曼告诉我的。”

    医生站在那儿，低头望着坐在那儿的查尔斯，向他伸出一个指头，强调说：“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忧郁已变成了那个女人的嗜好，正象鸦片成了一个鸦片老客的嗜好一样。现在您明白了吧？她的悲伤已变成她的乐趣。她甘心情愿作个牺牲品，史密逊。您和我望而却步的地方，她却要大踏步前进。她已经给鬼迷了心窍啦，懂吗？”他再次坐下。“愚蠢，真是愚蠢。”

    两人都沉默了。查尔斯把烟蒂扔进了火炉。它燃烧了一会，变成了灰烬。他准备提下一个问题，但没有勇气抬头望着医生。

    “那么她没有把真心话告诉过任何人吗？”

    “她最知心的朋友当然是塔尔博特夫人。可是就连她也对我说，那姑娘对她一字不露。我自信……可是我差不多是完全失败了。”

    “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她能够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透露给一个同情她的人——”

    “那她的病就会治好。可是她压根儿不想治好，就象她拒绝吃药一样。”

    “可是，假如她能透露的话，您能……”

    “年轻人，您如何强迫一个人透露呢？您能告诉我办法吗？”查尔斯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医生接着说：“当然不能。让我告诉您，这会有好处的，即强迫永远不会变得彼此理解的。”

    “如此说来她是不可救药了？”

    “从您所指的意思上来说，是不可救药了。药物是不济事的。您要知道，她完全不能象我们男人那样能够合情合理地思考问题，不能审察自己的动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那样行事。我们必须把她看作一个被大雾迷住了眼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盼望大雾会消失。那样可许……”他沉默了。随后，他又毫无信心地补充说了声“或许”。

    就在这同一时刻，莎拉在自己的卧室里安然入睡了。黑暗、寂静笼罩着莫尔伯勒府邸。她向右面转了个身，黑发散落脸上，几乎把面部全遮住了。可以再次看到，她是那么平静，那么自在。她已二十六、七岁，是个健康的年轻女子。此时，她的一条纤细的圆胳膊露在被子外面。夜里没有风，窗子是关着的。刚才我说，她的胳膊伸了出来，而且还压在另一个人身上。

    但那不是个男人，一个十九岁光景的姑娘也睡在那儿。她背对着莎拉，两人靠得很近，因为虽说这张床不算小，但睡两个人还是挺挤的。

    读者的脑子里可能会产生某种想法。但您不要忘记，那是一八六七年的事。要是波尔蒂尼夫人提着灯笼突然出现在门前，走到两个躺得很近、亲热地纠缠在一起的肉体面前，您以为她一定会大发雷霆，象雌老虎一样对她们百般诅咒，最后把两个穿着破旧衬衫的姑娘扔到花岗石大门外面。

    不，您完全错了。因为我们知道，波尔蒂尼夫人每天晚上都服劳德酊，所以此事她不会知道。退一步说，即使她真的站到了门口，几乎可以肯定，她会转身而去，仅此而已——她甚至还可能做点好事，把门关上，而且关得很轻，以免惊醒屋里两个睡着的姑娘。

    您不理解？要知道，有些恶习并非是天生的，原来并不存在。我怀疑波尔蒂尼夫人有生以来是否听说过“莱斯姘。”①这个词儿。就算听说过，她也以为那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必定大写，指的是希腊的一个海岛，叫莱斯勃斯。另外，她认为女人没有肉欲的快感，这决不会有错，正象地球是圆的或者埃克斯特的大主教是费尔波茨博士一样不会有错。当然她也知道，有的下贱女人确实对男性的情爱有种愉快的感觉，例如上次她就看到马车夫在玛丽的腮上荒唐地吻了一下。但她认为这种快感只不过是女性虚荣和软弱的结果。妓女是有的，科顿太太最有名的慈善事业就提醒了她这一点。不过那是些堕落的可怜虫，只顾贪财而舍弃了女人讨厌肉欲的本性。她对玛丽本来就是这样看的。那个蠢丫头被马车夫侮辱以后还咯咯地笑呢，看来就是个妓女胚子——

    ①“lesbian”，即女性同性恋，此处为音译，以便与下文相联。

    那么莎拉是想干什么呢？说到女性间的同性恋，她跟主人同样一点不懂。但她并不象波尔蒂尼夫人那样惧怕肉欲。她知道，或者至少猜测，在爱情中肉欲大概是有快感的。不过我想，她在这方面还是天真无知，不会有什么行动。她跟米莉在一起睡觉，是从这位可怜的姑娘那次在波尔蒂尼夫人面前晕倒以后开始的。当时，格罗根医生建议米莉应该离开女仆宿舍，住到阳光充足的房间里。刚巧莎拉的卧室旁有一间长期弃置不用的化妆室，于是米莉就被安置在那里。莎拉主动承担了照顾这个患贫血症姑娘的大部分工作。米莉是农夫的女儿，兄弟姐妹十一人，她排行第四。他们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的家在荒凉的埃加顿西面的一个山谷里，两间草屋，又潮湿又拥挤。现在，那两间草屋已落到了伦敦一个时髦的年轻建筑师手里，他常到那儿度周末。他很喜爱那两间草屋，因为那儿地处山野，十分偏僻，一片田园风光。这件事或许消灭了维多利亚时代这地方出现的可怕现象。但愿如此。乔治-莫兰①之流（在一八六七年，伯基特-福斯特②是罪魁祸首）把乡村生活大加渲染，似乎农村劳动者和他们的子孙都是那样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其实，他们的绘画同我们时代的好莱坞电影一样，都掩盖了“真实”的生活，是一种愚蠢而有害的情调。只要看一看米莉和她的十个兄弟姐妹的情况，关于“快乐的乡村少年”的神话便会不攻自破了。但是真正去看的人却廖廖无几。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罪恶的时代，都围绕着它的凡尔赛宫建造高墙。就我个人而论，我最痛恨的是那种用文学和艺术建造起来的高墙——

    ①乔治-莫兰（1763-1804），英国画家。

    ②伯基特-福斯特（1825-1890），英国画家、雕刻家。

    后来，有一天夜里莎拉听到米莉在哭泣。她到她的屋里去安慰她。对她安慰一下并不难。因为米莉虽说十九岁了，但各方面都是个孩子。她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对周围的人也不大能辨别好坏。如果你拍拍她，她当然懂得你是爱她——如果你踢她一脚，她却觉得命该如此。那天夜里异常寒冷。莎拉没说别的，只是钻进姑娘的被窝，搂着她，吻吻她，确实还拍了拍她。她觉得米莉象是一只生了病的羔羊。她记得，在她父亲雄心勃勃地搞事业，但还仍旧保留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时，她时常亲手把一只羔羊喂大。这位农夫的女儿也确实象只羔羊。

    打那以后，羔羊每星期总有两三次带着孤独的神色到莎拉的卧室里来。她睡得不好，还不如莎拉。有时，莎拉一个人睡觉了，但黎明醒来时却发现米莉睡在她的身旁。有时候，米莉在半夜里觉得难以入睡，就怯生生地、轻手轻脚地钻到莎拉的被窝里。这个可怜的姑娘怕黑，要不是有莎拉，她准会要求回到女仆宿舍里去住。

    这种亲切的关系几乎是用不着语言来表达的。她们很少谈话，即使偶尔谈几句，也都是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她们懂得，在黑暗中默默无语、热热乎乎地待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在她们的感情中会有某种性爱吗？可能有吧。可是她们之间从来没有超出姐妹关系的范围。毫毛疑问，在最粗野的城市贫民中，在最开放的贵族中，当时在一些地方一定存在着与生殖器官相关的女子同性恋。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睡在一起是种普通现象，这跟我们时代人们傲慢地喜欢单独生活一样，是普通现象。而不是有令人怀疑的动机。再说，在那时的孤独世界里，两人凑得更近一些，这更接近人性而不是接近堕落，难道不是这样么？

    既然这样，那就该让这两个清白无罪的姑娘睡吧。让我们回到下面海边那两位更理智、更有学问、也更高尚的男人身边来吧。

    两个男人谈了伍德拉夫小姐，谈了大雾那个切中要害的比喻，话题又回到了不是那么模糊不清的古生物学领域。

    “您得承认，”查尔斯说，“莱尔的发现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发现的本身。恐怕牧师们要驳倒他也不那么容易。”

    让我插几句。莱尔是现代地质学的鼻祖。一七七八年，布丰①在他的《自然史》中已经击破了大主教厄谢尔②在十七世纪制造的神话。这位主教曾说世界是公元前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九点钟创造出来的。这一说法庄严地载入英国官方《圣经》，印刷了无数次。但是，即使法国的伟大自然科学家布丰也未敢将世界的起源往前推到七万五千年。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出版于一八三○年至一八三三年之间——刚巧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时发生，他把世界的起源推前了几百万年。很多人并不记得他的名字，但他是个关键人物。他给了那个时代、给了其他领域的无数科学家以最有意义的空间。他的发现象朔风一样吹向四方，吹过那个世纪臭气熏天的玄学长廊。对胆小鬼来说，他的发现令人心寒；但对勇敢的人来说，却大大鼓舞人心。但是诸君切莫忘记，在我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代表作，更很少有人相信他的理论，甚至没有什么人接受他的理论所暗示的东西。“创世纪”是一大谎言，可它同样也是一首虚构的伟大诗篇。因为一个六千年前的子宫总要比长达二十亿年前的子宫要暖和得多啊③——

    ①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进化论思想的先驱者，著有《自然史》三十六卷。

    ②詹姆斯-厄谢尔（1581-1656），爱尔兰大主教。

    ③根据厄谢尔主教的说法，世界是公元前四千年创造出来的，至维多利亚时代已有六千年的历史。二十亿年指科学家经过研究，推算出的地球诞生的历史。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六千年的说法在当时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查尔斯对牧师及其他神职人员的前途表示怀疑。他的未来岳父和伯父都曾告诫他，要他在这一方面谨慎行事。此时，他想弄清格罗根对他的这种怀疑是支持还是反对。可是医生不想深谈这个问题，只是望着火炉，含含糊糊地说：“是的，不那么容易。”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查尔斯漫不经心地提了个问题，目的是想使谈话继续下去。

    “您读过达尔文那家伙的书吗？”

    格罗根的唯一回答是从眼镜框上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随后，他站起身，手里端着油灯，走到这狭长书房后面的书架旁。他很快走回来，递给查尔斯一本书。那本书正是《物种起源》。查尔斯望着医生的严厉目光，说：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

    “那么您读过这部书吗？”

    “读过。”

    “既然读过，您就应该明白，把一个伟大人物叫作‘家伙’恐怕不妥当吧。”

    “照您刚才说的——”

    “这本书讲的是生者，史密逊，而不是死者。”

    医生气乎乎地转身把油灯放到桌子上。查尔斯站起身。

    “您说的对。我道歉。”

    小个子医生斜了他一眼。

    “戈斯几年前到这儿来过，还带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学者。您读过他的《中枢》①吗？”——

    ①《中枢：解开地质学难题之尝试》一书现在已被人们忘却了。这真是件憾事，因为它是整个时代的一部奇书。作者戈斯是皇家学会会员，是当时最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谁知由于他对莱尔恐惧，再加上他的追随者的撺掇，此公居然在一八五七年提出了一种理论。那理论一下子解决了科学和宗教对世界起源的争论。戈斯奇妙的论点是，上帝创造亚当的那天，同时也创造了所有的化石和一切绝迹了的生物形式。我们完全应该把戈斯的做法看作有史以来人对神所进行的最难以理解的掩饰行为——作者原注。

    查尔斯笑了笑。“我发现那本书只是一派胡言而已。”

    格罗根医生对查尔斯进行了正面和反面的考验以后，对他苦笑一下，算作回报。

    “在他那次讲座结束时，我也是对他这么说的。我看我完全正确。”医生那爱尔兰人的鼻孔哼了一声，接着说：“我看今后谁想在多塞特郡的这片沿海地带鼓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他就得当心点。”

    他和气地看了查尔斯一眼。

    “您是达尔文主义者吗？”

    “道道地地。”

    格罗根听后一把抓住查尔斯的手，紧紧地握着，好象他自己是鲁滨逊，而查尔斯是他的男仆星期五①。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大概与半英里之外两个熟睡中的姑娘并未意识到的感情一样深厚。他们知道，他们是两颗酵母粒，置身于毫无生气的巨大面团之中；他们是两颗盐粒，撒在一大碗淡而无味的肉汤之中。

    我们这两位具有烧炭党②思想的人物（人的天真的一面不都是崇尚秘密社团吗？）这时重新斟满掺水烈酒，点上雪茄烟，随后对达尔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赞美。按说，在他们所讨论的伟大真理面前，他们本该觉得自己十分渺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特别是查尔斯在黎明时分往回走时）情绪高涨，觉得跟他们的同胞比起来自己是超群绝伦的——

    ①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661-1731）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

    ②烧炭党是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

    黑暗笼罩着的莱姆镇是人类社会的普通一角。显然，全镇的人都默默无闻地酣睡了，而经过自然选择的（此处有双重意思，一是大自然的选择，一是查尔斯自己的自然选择）查尔斯却非常聪明，头脑清醒，自由自在，象永远闪烁的明星，对一切都能理解。

    唯独莎拉，他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