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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努书坊->《西望张爱玲(张爱玲传)》->正文
第九章 与子相悦

    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惟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调情,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张爱玲的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苏青的题目,游戏笔墨的意味占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介绍人,他们俩的交往瞒着全世界,却不瞒苏青与炎樱。胡兰成在杂志上评论爱玲,她或许拿着那杂志又笑又骂地同苏青议论过,又借了苏青的一个标题写了篇回复文章——这三个人之间常相往来,以文会友,戏谑无拘,把报刊当自家客厅斗斗嘴取取乐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将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和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比并着看就知道了。

    苏青曾在《天地》创刊号上写了《论言语不通》,而胡兰成接着在第二期里写了《“言语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张爱玲和苏青各写了一篇《谈女人》,彼此应和,这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各写过一篇《中国人的宗教》一样,是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张爱玲的《双声》,是她与炎樱的谈话记录,但是仿佛怕对不起苏青似的,同期又发了《我看苏青》……

    还有一个辅证,是《新东方》五月号在发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同时,还发了一篇胡兰成的短文《瓜子壳》。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时犀利理性纵论天下的文风,竭尽调侃之能事,写了篇极轻巧精细的小文章:“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是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5、6月分期连载了他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却不作答。

    柯灵在1978年9月的《怀傅雷》和1984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爱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爱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花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出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

    《我看苏青》发表于《天地》杂志1945年4月号。但我以为,这篇文章应该写在一年前,是回应胡兰成1944年8月发表的《谈谈苏青》的。可是由于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加之她在这个月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而小报记者对她的韵事亦有所风闻,不住旁敲侧击,她不得不处处小心,于是把发表时间推迟了一年,免得又被人拿来做文章。

    从1944年1月起,张爱玲在《万象》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六期后忽然“腰斩”。这原因与傅雷的批评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是张爱玲自己在后来的解释是因为写得差,“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深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全盛期,警句妙语简直像银河落九天那样飞溅出来,有种跳跃可喜的生命力,诸如:

    “她今年三十一岁,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老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的活,嘴唇分外的红。”

    “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清冷的汽笛声沿着胳膊笔直流下去。”(张爱玲:《连环套》)

    “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上身伸出老远,只有潆珠,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风吹着她长长的卷发,吹得它更长,更长,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被爱是光。”

    “旁边的茶几上有一盆梅花正在开,香得云雾沌沌,因为开得烂漫,红得从心里发了白。老爹爹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张爱玲:《创世纪》)

    ——看着这些句子,人物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简直连眉毛胡须都根根可数。花承节鼓,月落歌扇,这些句子仿佛不是写出来,而是从钢琴键子上弹出来的,一个个音符节韵都伶俐脆落,粒粒清圆。

    然而也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又因是连载,赶得太急,疏于推敲,也就有了许多硬伤,其中陈腔滥调是最大的弊病。比如《连环套》里霓喜侍候雅赫雅洗脚一段,问了句:“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完全是贾琏向王熙凤抱怨她兄弟王仁的口吻;说着说着吵起来,雅赫雅“水淋淋的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又成呆霸王追打香菱了——身份原也有几分像,都是买来的妾;霓喜哭闹着,跳脚撒泼,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倒又转入《金瓶梅》的调调儿了。

    张爱玲显然是对《红楼梦》和《金瓶梅》都熟烂得太过,随手拈来,顺流而下,简直避都避不开。胡兰成在这前后有两篇短文讨论读书感想,说“看《红楼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近来忽又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为什么会忽然想要重读呢,八成是因为和张爱玲常常谈论,又多半敌不过张的娴熟,遂发奋图强,欲“温故而知新”吧。而随着他的重看,张爱玲想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即便不会完整地再看一遍,讨论之际也少不得找出几段精彩的来重新诵读。浸淫其中,便不经意地流淌在文字中,作就了《连环套》的“红楼遗风”。(《创世纪》是隔了一年才写的,这风气已经洗去许多,却也腰斩了,我以为原因大抵是“影射”之故,该不是红楼梦惹的祸。)

    重复前人是郁闷的,写上两三万字过过瘾还可以,久了便觉茫然;然而《红楼梦》那样的语言风格分明又不能用来写短篇,注定了是要长篇大论,写一部《隋唐演义》那样的巨著来的。《连环套》可说是当年未尽兴的《摩登红楼梦》的再一次尝试,却也像“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的有始无终了。

    这当然会使买方,也就是《万象》老板平襟亚十分不满,非但在报纸上撰文影射,而且公开登报,在《海报》上写了篇《一千元的灰钿》,说张爱玲亏欠了她一千元稿费。张爱玲于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篇《不得不说的话》寄给《语林》的钱公侠,而钱又让平襟亚再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在报上同时发出,现各引一段——

    张爱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亚:“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曾经专函请其亲自或派人来社查验,一一是否均为亲笔,数额是否相符。乃历久未蒙张小姐前来察看,迄今置之不问。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尤以最后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亲手预支一千元,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现存本社)。自此次预支之后,竟未获其只字。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

    单就这两篇文章而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这件事枉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定论。但我以为无论真相是怎样都好,平襟亚多少有些不厚道,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替他赚了不少钱,莫说她不至于贪他一千块灰钿,就算是真,也不至于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叫骂,真是越富越悭,为富不仁。我个人因为做着杂志主编,不免既要同作者打交道又要同稿费发生纠缠,有个网络推手新成立了间文化公司,为了炒作,竟然把我当靶子,也是拿稿费问题大做文章,无中生有地说已经将我告上法庭,并且把一张自制的所谓律师信在网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论坛,一时炒得沸沸扬扬,让我着实伤神,厌倦得想辞职,又怕更加坐实谣言,只得继续与不喜欢的人与事纠缠下去。再见到张爱玲的这段轶事,心有戚戚,格外悲凉——文人天生就该隐居孤岛,免得沾着人就沾着脏,沾着钱就更脏。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钱。

    事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又提起这件事,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那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孤苦伶仃,生活窘困,然而不属于自己的钱,仍然分文不取,可见其清贞。

    平襟亚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当时有刊社组织作家写接龙小说《红叶》,他便假托一个老园丁的话写出:

    “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

    读者们自然都知道张爱玲写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文章里又一再地出现月亮,这狐仙是影射谁,不言而喻。平襟亚的杂志是发过张爱玲多部小说的,一旦翻脸立即便骂人家是“狐仙”,也够没口德的。

    小说写到这里,他又点自己的好友郑逸梅续写下去,然而郑逸梅却一笔撇开,不复提“狐仙”之事,显然是不以平襟亚之举为然。

    更不厚道的是,平襟亚且公开了张爱玲在1944年6月15日写给他的商榷小说宣传问题的信件内容: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关于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是当时她面临的又一桩笔墨官司,且又引出另一个更加卑贱的人物——潘柳黛。3

    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1992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1943年12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并且早在1943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做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张爱玲:《对照记》)

    但是在此前,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显然很在意,还专程去南京大中桥襄府巷踏看过:“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这座府邸,就是当年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李鸿章陪嫁给女儿的大宅,张廷重与张茂渊都是在那里出生。这回“访古”,张爱玲有没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披露了张爱玲天皇贵胄身世的人,的确是胡兰成,但也只是在《评张爱玲》里一笔带过:“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却惹恼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张爱玲也实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处处都比她强——文章比她好,当然这个她并不承认;身世比她尊贵,这个却是着实惹恼了她的;更关键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认识的那些阿猫阿狗们有名气。

    真叫张爱玲说中了——“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退职夫人自传》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来找我。在这些男朋友里,有诗人、有新闻记者、有画家、有小说家、有理论家、有不上舞台的戏剧家、有没有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些人里,显然没有一个比胡兰成更有名。

    她自诩:“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仿佛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人,有当时的达官,新贵,和舞台上数一数二的红女伶,银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个以上的宴会,在那些宴会里我总是身份最高贵的,惟一的执笔杆的小女人。”——这些宴会,显然张爱玲没有参加,一则张爱玲懒于应酬,极少抛头露面;二则凡有张爱玲出席的宴会,也就轮不到她潘柳黛出风头——看看这年3月16日下午《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实录就知道了。

    聚谈会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主持人是《杂志》的鲁风、吴江枫,参与者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吴婴之、谭正璧、蓝业珍,喝着茶,嗑着瓜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

    也就在这次会上,张爱玲说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发在1938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的个人历险,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她以为“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取材,则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说话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问到“最喜欢的女作家”这个问题时,明明白白地说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而苏青也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恼?如何不惊?

    她记起与苏青一起去张爱玲家做客的情形,当时她是怎么样地嘲笑讥讽张爱玲的装腔作势,她曾向苏青饶舌,而苏青亦是无可无不可地附和着的,于是她以为苏青同自己是一路。却原来不是!苏青居然“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那不消说,大抵自己背后诋毁张爱玲的话,苏青也是不赞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给张爱玲的了。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恨起他来。

    潘柳黛便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同张爱玲结了梁子。

    “女作家聚谈会”完整的谈话记录刊登在1944年4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满城争说的,却只是“张爱玲”三个字;紧接着5月号《万象》上迅雨的评论与《杂志》上胡兰成的文章同期登场,更是掀起一股“张爱玲热”。

    潘柳黛终于发飙了。

    她痛恨张爱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青睐,更痛恨张爱玲的高贵,这心理就好比贾环明知不如宝玉,却又偏自取其辱地处处要同宝玉比,并且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一个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对别人的尊重与友谊一起当炮弹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顾撕破面皮,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先是张冠李戴地把李鸿章和张爱玲的关系说成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西按:其实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张佩纶,而张爱玲是佩纶独子的女儿。参看本书第一章。)

    ——故意把关系拉远两层,然后再在一个伪造的姻亲关系上开骂,说“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

    又说,“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对于她的标榜‘贵族血统’,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来是“文坛上大名鼎鼎”、“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两眼朝天”的作家胡兰成居然也会对张爱玲“神魂颠倒”,“惊为天人”,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风弄月本是文坛中事,张爱玲名气再大、风头再健也还是圈中游戏,然而现在政坛上的人也被惊动了出来,“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于是,潘柳黛醋意横流地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而后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一路往下作里走了。这种“幽默”,简直浪荡!由此可知,当年张爱玲身边虽然簇拥着闹轰轰一堆赞好捧场的人,却多没有什么真心对她,连得过她好处的平襟亚与闺中女友潘柳黛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地踩她,害她,贬她,那么胡兰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衬得难能可贵了。

    同时也可以想象当年张爱玲所承受的压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兰成与她的暧昧关系,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与胡兰成是在这年8月结的婚,有些仓促,或许也与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的吧——即使不想对世人交代,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白。

    也许世人都认为她错了,也许她自己也曾悔过——她整个的一生留下那么多文字,却无一句提及胡兰成其人,至少是并不以他为傲的罢——然而,一个人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错事,那又有什么趣味?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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