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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达好莱坞。之后不久，他得悉《邮报》已同意采用《老爷的屋顶板》，这是关于农村人民和农村教堂的一个喜剧故事。这是个好消息。以前的拒绝太多，他很缺钱。他肩负着仔细地编好组的有着其债权人名字的总帐，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并不比县长好多少”，他需要省钱偿还债务。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正是那样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七年前，他在一份大杂志上发表了另一个故事。他为金钱苦恼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摆脱好莱坞而烦恼。这时，他经受着另一个枯燥无味的郁郎不乐的时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莱坞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奋斗，不能写完任何东西。但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干旱持续时间那么久而且紧张，以至于情况似乎根本不同了。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几个情况：这个时期正是在他写完了真正独创的和伟大的作品之后；他是怀着厌恶的心情进入它的，曾经为克服困难一再地奋斗着，它永远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福克纳终生艰苦地进行写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们肯定会说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个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样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主要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意味着给他以愉快，虽然这是真实的。假若不是对一上午长时间的工作感到满意，那么午后的太阳、森林和马就会失掉其闪闪的光辉。他陷入被人忽视的地位，使他难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满意。往后边一看，他瞧见长长的一排书，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出版。但是撇开被人轻视不管，他总是对自己现在写的更感兴趣，而对过去写过的东西则兴趣少些。特别对他这样一个把过去看得那么重要，把写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个“应时的”小说家，这是令人惊讶的：他的许多小说——就时间顺序而言，从《蚊群》到《去吧，摩西》，从质量说，从《航标塔》到《声音与愤怒》——都代表着他对阅历或危机的即时反应。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到某些地方，从而增加了阅历。他的写作的较大提纲不是从主观愿望而来，而更多地是被发现的。他发现某些事情等待着他用书面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整个一生一直在发现——在被拒绝、沮丧、失望、命运中令人惊讶的逆转、失败的罗曼史和夭折——种种渊源，刺激着他，将其写成小说。尽管心情乱槽糟的时候多极了，大多数都是关于家庭、女人和金钱方面的，然而他却一直在发现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间房子和他在里面长时间进行写作。
虽然好莱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心烦意乱，然而它们对福克纳的影响不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所引起的情绪不安那么大。虽然福克纳不喜欢好莱坞并对战争感到痛惜，他觉得这两者都使人不得不行动。和它们比起来，光是言词似乎太没有力量，等于枉然。来得快而又持续久远的是时光正在耗完的思想，是生死命中注定不会在“我们的无意义的编年史中留下任何重要痕迹”的思想。许多年里，他曾经认为，他啥也不要，只凭孑然一身、语言和想象力，就可以掌握任何经历，战胜任何现实，不管它们是多么令人神昏目眩或威胁逼人。在某些作品里，他强调他自己想象的境界的逼真，在另外一些作品里，他却玩味那些境界的虚构状况。但是在这两种作品中，最近在《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经越过了关于对艺术的人工雕琢的忧虑而走向忠实于艺术的力量。目前，年岁正在耗尽，精力也在衰竭，他发现自己已处于另一个关键时刻，不料却发现环境对“写作不利。”结果证明，这个经历，改变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写作。因此，他表现为一个更加具有说教性，或者至少是预言性的小说家，或者是一个讲话更加坦率的公民，特别是关于种族与战争的问题上是如此。然而关于这个发展中值得奇怪的是，这除了使他得到所需要的明白晓畅和赢得社会的声誉之外，它是使它导向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学见解的途径。到头来，他的新作，特别是《寓言》，不仅反映着他在好莱坞获得的技巧，而且也反映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在其文学事业的初期的态度。
他得悉黑尔登合同的细节后，他的第一个不如思索的倾向是行。“它是一长串的选择，十三周——十三周二十六周——二十六周，然后是一连串的五十二周的选择。”他写信给哈罗德·欧怕尔说。但是他很少有选择的余地，他明白这点。在一周以内，他就签字了，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代表杰姆士·盖勒提出的保证：这个电影制片厂以后会和他谈判一个新合同，允许他“实际上在奥克斯福进行写作，时间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间之内。”他签字的时候，住在一家不太费钱的作住家用的海兰德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正与罗伯特·巴克勒合写一个关于查理士·戴高乐的一部影片·他给自己系统地安排的生活规则是简单的：他计划艰苦地写作以保持自己的工作和改善他的合同；他计划过简朴生活以便省钱和还债。日常工作常常使人烦躁。他说：它可能是“枯燥得要命的生活”。但是他满意地看见他的债务减少了，他见到了老朋友们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了梅塔·芮布勒尔使他高兴。
一九三九年四月，梅塔·芮布勒尔在新奥尔良与福克纳相会后不久，她回到了纽约，希望改善她的夫妻关系。翌年一月，她和乌尔夫干移居加利福尼亚，仍然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在那儿，她恢复了她的职业，在那儿，短短的恢复之后，她的夫妻关系破裂了。福克纳听她回到了纽约，就写信给她，将甜蜜的回忆与痛苦联结了起来。他说，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女人，“一个肉体的痰盂”，然而就他对梅塔的了解，使其他的女人不可能。后来梅塔告诉他，她已动身去加利福尼亚，她的夫妻关系快完了。他回信说，他也要回好莱坞去。在这之后，他写信说，尽管是错误的开端，又长期拖延，他还是来了。然后，在最近的一个七月下午的旁晚，梅塔在她的房间前停了下来，发现他“在那儿盘腿坐着??他的行李在台阶上整齐地堆着。”
自从他俩在好莱坞林荫道上散步，去到马索·福兰克餐厅饮酒和吃东西以来，五年已经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变化，福克纳的年龄和情况也不同了。一九三七年，他似乎仍然年轻，每周挣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一九四二年，“看得出他已经老了”（他的头发灰普灰普，眼神“象鹞鹰似的老而谨慎”），他每周挣三百美元。他们不考虑他们不能予以改变的情况，努力再开始，“好象依然当年，时间一点也没有逝去似的，”不料却发现，他们生活在一起，“已不似当年，那种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梅培希望重新恢复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建议，他俩努力生活在一起，以保护他们曾经一度知道的东西，福克纳答道，在好莱坞作此打算“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不属于某一特定时间的地方，“南北战争之前的、堂堂皇皇”，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可能有过错。”他一旦相信了那种可能的结果，就试图为之。但是他在婚姻方面的经历太多了，他无意再尝试一次，特别是不愿意在他所知道的象好莱坞这样粗糙的象贱价的金属片似的闪闪发光的世界里重复此事。虽然不是那么热情的爱人，然而作为非常讲究的情人和真诚的朋友，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恋爱，而不致损害他们对自己的美妙的罗曼史的回忆。首先，他们在一块儿欢度长长的几个钟头，吃东西、饮酒并且谈情说爱。大多数时间，他所谈的都是旧时的情思：谈到吉尔、谈到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纳的令人沮丧的合同，关于他最近想参军的意图；关于他已经写的一些书和准备写的书。但是恢复了他们“夜复一夜合欢”之后，不久就放弃了它。他们两人都需要更加独立。梅塔作为电影脚本管理员的事业正是红火之际，她需要保护它。福克纳想去拜访杜洛赛·帕克并与其他作家们在马索·福兰克餐厅及夕阳林荫大道或拉努林荫大道的朴勒斯登·斯特尔吉斯的演员们欢度社交晚会。他有时和霍华德·霍克斯及克拉克·佳宝一道出去打猎或垂钓。有时，他和鲁斯·福特一道去参加小丑集会，鲁斯·福特是福克纳当系主任时的一个女学生，在这儿他首先会到她时是个女演员。后来，他想成为她的情人，他将要求将他们的关系“升级”，但是目前他是作为她的“男朋友”同她玩。
在这个电影制片厂，他写了一系列电影脚本，其中大多数都是与战争有关的。当戴高乐在伦敦和华盛顿遭到轻视的时候，他的第一次任务的成果被当成废品给扔掉了；但因为好莱坞正以创记录的速度出影片，需要提供足够的电影脚本。《戴高乐传》仍在写作中，他短时间里还帮助霍华德·霍克斯写作《空军》。他放弃了戴高乐传的写作，转而写《解放者的故事》、《一个投弹手的生死搏斗》与《战斗的呼唤》。因为杰克·瓦尔纳对所有的作家都一概予以藐视（他把他们叫作“发育不全的笨蛋们”），在华尔德的作家们都心怀仇视，认为只是听从召唤。福克纳感觉到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其中包括里查德·阿丁登、斯蒂芬·朗斯翠堤和汤姆·杰布对他都是友好和谈得来的。弗里德里希·福斯特是较为知名的马克思派，结果是一个狂醉滥饮之徒和对福克纳的小说的崇拜者。约·帕于诺，特别是题为《路迢迢》的一部小说的作者阿尔贝特·伊沙克（巴斯）·贝仁莱兹成了他的持久的朋友。有一些好莱坞作家，主要是朱里丝·弗仁曼，对文学毫不关心，因而无视福克纳的较大贡献。他们认为他似乎是不称职的。但是福克纳尊重技艺，甚至在好莱坞的技艺他也尊重，即便这个技师似乎陷入黑暗时，他也很尊重。此外，他感觉到作为一个电影脚本作家的不足之处。他充其量只能将霍克斯给他要作的东西修补修补或改写一下而已。他集中注意于某个特殊镜头，而不愿意去写叙述性的长长的连续镜头和啰啰唆唆而不间断的讲话，电影脚本的其他一些作家们则把后者认为是自己的特征所在。因为他觉得自己密切注视着战争，他认为他的任务的大部分至少都是稍为有点兴趣而已。有少数证明是有吸引力的。假着他老是从事电影工作，那么这种时候至少似乎是对的。“我觉得相当好，”他写道，“头脑清醒，我要写作以便使这个电影制片厂满意。”
在第一个十三周期限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等待着，盼望电影制片厂能够很好地实践诺言，给他一个新的合同，付给尚好的薪水。杰克·瓦尔纳用旧合同来拴住他，在另一时期里，薪水只作微小的增加，福克纳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狂饮至人事不省。巴斯和梅塔将他在电影制片厂外藏了起来。几天以后，他回来工作，感激他的朋友们保住了他的工作。但是他是痛苦的，也感到减轻些。他知道，杰克·瓦尔纳待他不公平。他觉得“自己挣的钱比那些在文学上小有名气和在电影上有一点子经验的其他作家们挣的少得多。他为此感到生气。”他急需钱，因此限制了他的选择，这增加了他的愤怒。根据目前的合同，他只能使他的债权人们担心焦虑，要花好几年才能偿清他的债务。
为了能够松快些，他要求一个月假期，以便他能够在罗万·俄克过圣诞节。杰克·瓦尔纳同意了这个要求，条件是，他继续写《解放者的故事》。给的钱比他期望的稍为多一点，他和他的家人愉快地过了圣诞节。他的妻子带来的儿子马尔科姆和他的侄女杰姆士·福克纳不久将离开奥克斯福去欧洲或去太平洋，在他们离开之前，他希望和他们谈一谈。最为高兴的是他看见了吉尔，他从来不习惯于她不在。唯一的坏消息是从兰登书屋来的，通知他，他一九四二年的上演税总计三百美元。但这只是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将不得不辞掉“至少是部分时间写作的电影脚本作家的职务。”
福克纳知道自己必须离开罗万·俄克，以便使这件坏事“有所挽救”，他回到了好莱坞，希望多省点钱，少呆些时候。一月，他想告假几个月，假期从四月份开始。兴许那时候，他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四月和五月份处去了，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决心动摇了，以饮酒浇愁。六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他搬动来搬动去，或者依靠医生和护士们的照顾，或者靠象巴斯、梅塔与约·帕干诺这样的朋友们的关怀。他讨厌好莱坞和瓦尔纳兄弟公司，他有点希望这个电影制片厂会使他的合同终止。然而七月份，尽管有六月份的成绩，这个电影制片厂还是采取了另一个要求履行合同的特权：这一次是五十二周之内每周工薪四百美元。他得到自己曾经害怕然而又需要的一项决定的鼓励，回去与霍克斯一道写作《战斗的呼唤》，这是一项他在四月份放弃了的任务。霍克斯一再自居是独立的制片人，雇用福克纳作为电影脚本的作家。不久，这部福克纳早先丢弃的电影脚本作为关键性的考验，浮现在他心头。他写信给爱斯蒂尔说，假若他既要满足电影制片厂，又使电影导演满意，他立即可以达到两个目标：他可以从“七年的合同中”解脱出来，瓦尔纳兄弟公司现在同意，一旦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影片，立即撤销这个合同；并且他自己可以得到霍克斯的承认，因而解除他“关于走向暂时破产的再次忧虑。”
在福克纳情绪高涨的时候，爱斯蒂尔开始怀疑，“霍克斯先生是否会要他的老秘书回去，”她继续说：虽然现在她既不嫉妒他的寻欢作乐，也没有发现梅塔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虽然，爱斯蒂尔关于有梅塔·杜赫蒂存在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她关于福克纳的热情的根据的想法则是错的。几周来，瓦尔纳与霍克斯一直在进行关于金钱的议论。在八月初，即福克纳给爱斯蒂尔写信几周之后，他在情中大体讲了他的旧希望的另一种想法，即将自由与财政安全结合起来。这时，霍克斯离去了。福克纳一听见放弃了《战斗的呼唤》，就向最近的酒吧间走去。他竭力绕过一次失败，请假离开。他要求离开六个月，不领薪金。到八月中旬，他可以离开了，虽然期限规定是三个月而不是六个月。
福克纳竭力在加利福尼亚写作，既在他在海兰德的房间里写，也在邻近的平房里写。他希望而且需要“开始写一部新小说”并且写些新故事。他在给哈罗德·欧伯尔和罗伯特，哈斯的几封信中提到了计划的日程安排。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送给哈罗德·欧伯尔一首关于青年飞行员在当年的“题为《老练的空中英雄》的三页长的一首诗。”
你还有一次飞行巡逻，
去引导年轻的人们，
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
要求的只是死，
不是为新的重利盘剥者
所搞的新的出卖去死，
这帮人有着同样的旧的错误和耻辱。
但是战争和关于战争的电影加上黑尔登和一些合同主宰着他的通信，甚至充满了他的生活。几年来，他一直需要和进行短途旅行。但是现在，他的短途旅行把他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并且呆的时间太长。他一回到奥克斯福就操持起他熟悉的事务，似乎希望它们会帮助他重新捕捉某些被忘却的节奏。他检察了罗万·俄克需要修缮的地方和在格林菲尔德农场照顾好牲口、粮食和装备。在奥克斯福《鹰报》对他的一次访问中，他表明，他一直在进行写作，因为他的合同将他写的一切东西都给了瓦尔纳兄弟公司，他才只是停止了出版。但是甚至当他谈到一些新故事和一部新小说时，他的忧虑加深了。他早年曾经忧虑用空话代替行动；如今他担心用计划的空谈代替写成的作品。
九月底，他终于恢复了写作，他用多属于好莱坞的风格和题目来写。这时，霍克斯为《战斗的呼唤》一书出去了，福克纳与导演亨利·哈萨魏及制片人威廉·巴契尔谈与瓦尔纳兄弟公司毫无关系的一个计划。在这些谈话中，他们达成了几项协议：第一，他们将进行合作，以制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无名士兵的传奇为基础的一部电影；第二，那部传奇必须是一个激情的故事；第三，除他们可以分享这个电影脚本外，福克纳可以写他自己的一部小说或戏剧；第四，在解除了和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合同之后，他可以提前写一个提纲，然后写整个电影脚本。“我现在正在写一个东西，”福克纳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说，“它将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字。它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因此现在可能不会被接受。我正以便概的方式将其写出。”
在一九四三年开始写的这部著作，福克纳花了十年功夫才将其写完。也是将近那么久，才给它取名为《寓言》。在快写完的时候，他根据了解认为那是他的一部杰作。写这部著作证明是超乎他想象的困难。在好些年里。他删去的页数就堆成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在这部书中实际上每个场面的修改或废弃的稿子。他的体会是既疲惫不堪又欣喜若狂。“假若我年纪更大一点，有这部巨著传诸后世，”他写信给萨克斯·康敏斯说，“那么我几乎就想在这儿把这支铅笔弄断，扔掉。”他指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对一个吃惊的熟人说，这里有“这部书的稿子，它可能是我们时代里最伟大的一部著作。”
然而，尽管写作非常艰辛，心情变动不居，这部著作的基本特点则是早就确定了的。比他所写过的其他任何书，其中包括《去吧，摩西》一书，他的这部新著作在思想上更加戏剧化一些；他心中的想法打一开始就具有深思熟虑、抽象和教导的性质，因而它更加是寓言的而不是对比的。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个新计划反映出福克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作用的基本概念的一个转变。他说，这个战争是“不适宜于写的。”它侵害了生动性；事先就赢得了注意，使艺术无能为力。而且它是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当时他“太年轻了不会不受感动”，然而又太老了以致不能参加战斗。他既感到事变的戏剧性又感到有解答的需要。他写信给他的继子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一个男人，不管他多么聪明，都坚持他的丈夫气概要得到公众证阻，即：他的勇气和毅力，他愿为他的祖先们成长的祖国牺牲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够证明他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干得那么多，然而他知道自己太老了，可他不愿意承认，他决不会知道响应集合号的光荣。
另一次难以捉摸的战争之后，他计划着写一些故事，意在表示一个英雄的愿望和表现英雄的光荣。几年来，他为那些计划一直感到不安，甚至当他感到不愿意、不能够放弃它们时，也感到不安。他将他的英国皇家空军肩章上的一颗星送给他家庭的一个战士，解释道，他在德国丢掉了他的军人身份证明牌。兴许他的侄儿的指挥官会让他戴上这颗星，作为幸运的护身符，他知道，这颗星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当过兵的教父送的。但它与他正在考虑的昔日的光荣的一些故事或象征没有关系。它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小，战后却起了大的作用。虽然小伙子们认为“在战场上，肯定是自由第一”，“当人们又回家去的时候”，他仍然“穿着便服在那里为我们照看东西”。虽然他太老了不能作战了，他可以写作电影歌颂英雄们并且写成文学作品劝告他们，使有准备和鼓励他们。写信给他的继子和侄儿说，（如他所表明的）这些人想“长期当兵??并且太受说教的影响了。”他依然决不认为，只是照料照料就是适当的任务了，他更深的意图是集中于战后的日子。“兴许那个时候，老人们的时代又会到来。”
自然，这个问题在于较老的男人们那时可能作的是什么，特别是象他这么一个“啥都不会做，只会使用语言的男人”能作些什么。他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必须处理两个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他原先预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现的，其中的一个变化是熟悉的，另一个变化则令人吃惊，这两者，他都在给马尔科姆·弗兰克林的几封信里讲得详详细细。马尔科姆已经成了他“亲爱的儿子”。“我们总是在和许多旧的错误与可惋惜的事作斗争，它们既是我们每一代人继承下来，也是产生出来的。我们将赢得这个胜利，之后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打扫干净这个世界，以便使人们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的。”假若这是对的，他所预期的第一个变化似乎是明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类型；那么第二个变化就几乎是幻想的了。已经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定会形成的情况，即到达和平的序幕，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必然会预示一个种族公正的新世纪。他写道：“一个中队的黑人飞行员曾经终于说服了国会，让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去报效他们的国家。当他们在盘特雷利亚岛①那样做的时候，一群白人暴徒和一些白人警察却在底特律杀死了二十名黑人。假若你和我及我们中的其他几个人住在刚果，那儿七十五年前就以一个敕令获得了自由；我们自然不能和黑人们住在同一个公寓小屋里，也不能经常乘坐同一辆汽车，不能在同一个饭店里就餐，但我们是自由的，因为伟大的黑人神父是那么说的。”随后有了一个战争，“至少我们可以说服伟大的黑人神父让我们也参加战斗，”不料得到消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有二十个“被平民和警察的混合暴徒所杀害了??你将会作何感想？”“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产生一个变化，”他接着说。“如若不发生变化，政治家们和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被迫讲出漂亮的政治术语；即口若悬河他讲些什么自由、自由权、人权，那么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将会蹉跎掉你们的宝贵时光，那些不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是白死了。”
虽然福克纳知道，他不得不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然而他无意等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结束之时。在战后时期，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说，“我可以作的单单是使用语言，我的任务将是重新整顿世界，以便全人类可以在和平中生活。”他早先就写过，“较老的人们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这些人象我一样，对国事的发言是清楚的，我们太老了不能当兵了，但是还没有老到我们也变成了另一批老朽不堪的老人，在此时刻眼睁睁看着退后到过去的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时代去。”
福克纳关于作为临时性的战争观点和他作为个人分水岭的关于战争的思想比较起来，在艺术上是没有地位的，这终于是不足为奇的——这一事实标志着他已经写的那类小说的终止和他正在准备写的这类小说的开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长了离开的时间以便写完他从九月份就开始写的梗概。到一月，他开始予以修改时，他关于这书的思想变了。现在，他知道它是一部书而不是一个电影，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写它。他思想中的教训主义仍然保持着，一点没有减少。他在九月份把这部著作说成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可是他在一月份，却把它说成是一个论据，其要旨是人类不敢糟蹋掉其保卫和平的“最后机会”。
福克纳预料到战争可能使其发生的变化，他忧虑，这将超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准备从短篇小说和小说变动到说教性的故事和寓言，从拐弯抹角变为坦率，从“毫无影响的”小说的形式变成至少对变化起辩论作用的形式。但是他觉得时间正在耗光。“我有着相当好的才华，兴许象同时代的任何人那么好，”他给哈罗德·欧伯尔写信说。“但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因此，我的意思是不久将会使‘有’变成‘有过’。”假若战争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我现在生活在战争中是太糟了”），钱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形势却迫使他花出很多时间去挣钱。然而他已经预料到一个更危险的问题：写作他的寓言会是痛苦而艰巨的，这不只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写得为那么快了，而且也因为他在试图掌握一种文学的样式，这是和他的才华不怎么相称的一种样式。
梗概已经修改完，现在是“加工使之华丽”的时候了。虽然他一方面希望延长离开的时间，以继续写他的寓言，他仍然要去魏斯特旅行，比起一年以前，他也不那么害怕了。中断的时间长一些特别有助于使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兴许他能够写出他旧的半年计划的新的改写本。假若他知道呆在好莱坞与在奥克斯福有着同样长的时间，那么他就可能发现这几次旅行并不那么会引起破坏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保持他的生活的两种情况，使之互相“隔绝”起来，以便使他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致玷污他希望去做的工作。
福克纳回来后不久，将他在海兰德的房间与巴斯·贝仁莱兹及他家人的一间备用的房间作了调换，后者刚好在山塔·孟尼卡北的一个景色宜人的地区。虽然这个房子离电影制片厂有几英里远，他没有汽车，可住在那儿写作很好。他喜欢和巴斯的交换，周围景色绔丽，他不那么感到寂寞了。在几个月的写作中，他也进展比较顺利。在困难重重的开头之后，似乎他可以与哈尔·瓦丽斯合作写一个关于罗伯特·李·斯科特与飞虎队的电影了，他开始写作以恩斯特·海明威的《有与无》为基础的一个电影剧本。
即使作朱里丝·弗仁曼的合作者，福克纳也觉得《有与无》是自《转向》以来，好莱坞提供给他的最好的工作。虽然，这个电影是由瓦尔纳兄弟公司作财政上支持的，可是这个商业冒险属于霍克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当杰克·瓦尔纳走近布景时，他干脆就停止了工作。霍克斯宁愿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尽管开点玩笑也不碍事，他有一套笼络他们的技巧。因为他喜欢在他走过的时候，即席演奏，他的作家们在工作上能够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梅塔·杜赫蒂在那儿，汉弗莱·博加特、劳伦·巴卡尔与霍基·卡米契尔也在场。几年以后，福克纳对《有与无》的明星汉弗莱·博加特表示特别倾慕。但是他租霍基·卡米契尔饮酒、谈天，兴高采烈，他并与劳伦·巴卡尔一道仔细观看和工作，也兴致盎然。“她象一匹小马驹，”他对鲁斯·福特说。
五月，福克纳关于《有与无》的写作完稿了，他在这个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座私房里租了一个房间。除了感到他对贝仁莱兹一家打扰太久之外，他已感到越来越心绪不宁，因为他的债务已经减少了，他希望在马索·弗兰克斯俱乐部消磨更多时间，以便和朋友们谈天和宴饮，不仅与梅塔，而且还要和珍恩及约·帕干诺，后者是瓦尔纳兄弟公司的一个作家，他离开了科洛拉多州，希望成为一个小说家；与欧文和贝蒂·弗朗西斯，后者来到加利福尼亚，希望挣很多钱，以便回新奥尔良去；还要与爱德蒙德·科恩交往，他是一个艺术家，靠出租费那德尔菲亚和布鲁克林的住房维持主活。但是它的成员们都共同有着几项偶然的兴趣以及有几个明显的兴趣。欧文·弗朗西斯是托姆斯·乌尔夫的朋友，后者是福克纳经常赞誉的一个作家。象福克纳一样，爱德蒙德·科恩喜欢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有约·帕干诺和爱德象德·科恩似乎读过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然而这个组里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福克纳讲家庭、斯诺普斯家族和他们的计划、密西西比的森林和林中的鹿、熊与浣熊。若干年后，“贝蒂·弗朗西斯回忆起他讲家庭和森林中小动物的习性的一些“小东西的故事”的情景。她说，它们都是字斟句酌而又有趣的故事，“用辞的真正含义上美极啦，”特别是对在好莱坞在生活上遭到不快的某些人来说，更其如此。福克纳关于《有与无》的作品“在整个电影制片厂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敬重”，而他对这件事则处之泰然。他开始了一系列新的任务，仍然同吉利·华尔德之类的人在题为《该死的，不要喊！》和《唐璜历险记》的电影脚本上进行合作。这时，他旧的忧虑增加，他不能克制了。一月，他回到了好莱坞，希望进行写作。五月中旬，他的稿子仍然没有变动。他在“争斗与恐怖时期”在电影方面的极大努力只证明它们自己与其说是无所成就不如说是大大加深了他的感觉：艺术是留下来传诸久远的东西之一。然而他自己仍然要靠创作：他决不会长久地停止写作而不感到损失，并害怕他绝不会找到回头的路。“我什么时候和假如再干，”他告诉哈罗德·欧伯尔说，“我将写信给你。”但是他没有作出承诺，没有引起怀疑。
甚至也不希望重新得到赞誉这减轻他的沮丧情绪。五月初，他开始写回信给马尔科姆·考莱。考莱计划写一篇长长的论文，以有助于“矫正福克纳的价值与他的声誉之间的差距，”他希望知道福克纳是否会见他并回答关于他的经历和目的的问题，以表示合作。福克纳关于“传记部分”是有保留的，但是他高兴会见和谈话，并表示感激。“我非常希望这篇文章写出来，”他说。于是，他似乎瞥见了这次与命运攸关的通信的意义所在，他继续表明他保持着的抱负，尽管他已经感到疲惫了。“我（在四十六岁的时候）怀着自豪的心情认为，我曾经为我的专业（是选择的还是命中注定的，我不知道）工作得太辛苦了，但是我相信并非虚夸，而是充满了自负，但也是自卑的，我太??以致在我的无意义的编年史中不能留下似乎比我准备留下的印记较好的印记。”需要幸福的舒适和相当大的毅力才能避开极度的颓丧。这种舒适在春天时达到了。当时福克纳开始找一套大的房间，足够他、爱斯蒂尔与吉尔住。四月底，他找到了一个。他写道，这套房间小，没有庭院，但是“幽静、方便又并不邻近好莱坞。”这同罗万·俄克是一个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喜欢它，至少一家人可以住在一块儿。对福克纳带爱斯蒂尔和吉尔到加利福尼亚的决定一事，梅塔·杜赫蒂觉得被骗了，她不再去见他。福克纳从一个令人头痛的任务换成另一同样头痛的任务，从《雾都伦敦》到《吾侪中的陌生人》，然而仍然不能写小说，据他回忆，他比任何夏季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在一九四四年六、七、八月，爱斯蒂尔较小地，吉尔则较大地充实了他的生活。他挣的薪水为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时的三分之一。当年他租了一幢宽大的房子、仆人房间住着一个厨子和一个司机，住得满满的。如今，他们有一个小的套房、没有仆人和汽车。然而他们的生活既不那么辛苦，也不那么令人陶醉。他们参加少数的社交集会，作一般的游览并且经常在外吃饭。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庆祝吉尔的十一岁生日。随后的几周，她在伊利莎白·泰勒上学的学校里上骑马课。在星期天除外的零星的日子里和大多数情况是在周末，她在杰克·霍斯的格林德尔训练赛马的马厩旁骑马，有一次是和她的母亲一块儿骑，经常是和她的父亲一道骑。
那年夏天，因为骑马使得吉尔快活，骑马减轻了福克纳的工作。他为工作苦恼，准备辞掉，假若吉尔不高兴，就带她回家。但是骑马使吉尔更接近她父亲。福克纳遗憾他们经常分开，他知道。她的童年快要结束。福克纳珍惜那个夏天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光。虽然他自己的童年不时被失望与痛苦所打断，他仍然满怀深情回顾年少之时。童年以后的年年岁岁，他寻求似乎在起作用的规则而一无所获，探索事先没有加以简化的做事的方式也毫无结果。现在他越来越被一种思想所纠缠；即他不仅精力在下降，而且他已经失败了。他通过吉尔，去回顾自己的童年，回忆起只有这么一次，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是完整的和幸福的，无需想象的驯服就可以接受，他曾经一度把这叫做定期的整形美容术，但是他最经常把这想作是实际的升华。他仔细地看着吉尔从拍岸的海浪中走出来的时候，巴斯给她拍的一张照片，他看不见在她面前展现的象梦一般的世界，而只是正在消失中的世界。虽然他知道吉尔的童年是痛苦的，他仍然认为童年是生命的最好部分。“童年很快就要过去”，他对他的朋友说，“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
假若福克纳被授与的是另一个可怜的任务，他大概不能忍受吉尔和爱斯蒂尔离开去奥克斯福，并开始另一个学年。从五月到八月，他从一个电影脚本到另一个电影脚本，找来找去都找不着使他中意的。八月，他开始为霍克斯写作关于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呼呼大睡》的电影脚本。虽然朱里丝·弗仁曼在电影表演方面小有声誉，但是福克纳的主要合作者是一个叫莱·布拉克特的青年作家，他和这个年轻人合作很融洽。如他的年轻的合作者后来写的，因为他仍然想写“不适合于演员口头顺畅他讲的”对话，他们不得不在试演中一再修改。但是霍克斯喜欢那种办法，汉弗莱·博卡特与劳伦·巴卡尔也已习惯了。
在《呼呼大睡》电影仍在拍摄之际，福克纳继续有节制地艰苦写作。十一月中，稿子写完，他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垮了。他又和朋友们生活在一块儿，有几分是为了节省开支，有几分是为了减轻生活上的孤寂，有时他也骑骑马。但是似乎毫无效力，甚至梅塔·杜赫蒂也没有办法。听说爱斯蒂尔已经离开，福克纳狂醉滥饮，梅塔又来看他。他们一道为《呼呼大睡》工作，相互间按时见面，他们又部分地恢复了“当初”共同享受的甜蜜生活。但是现在他几乎已离开罗万·俄克一年了，也不再写作。“有时我想到假若我更多地接受治疗或写电影脚本，我将失去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任何能力，”他说。七月，马尔科姆·考莱已经写完，提醒他已经知道的情况：在出版界里，他的名声很坏。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考莱在三篇论文的第一篇里一开头就呼吁对福克纳的成就作一个重要的重新评价，并提醒读者们福克纳的十七部著作只有一本还在出版。
孤寂和消沉纷至沓来，福克纳开始更多地喝酒。他的朋友们，特别是巴斯、梅塔和约·帕干诺竭尽所能照顾他。他们知道他对于他叫作炉灶和监狱的地方多么讨厌，他们竭力亲自照顾他。他们在工作上顶替他；夜里，他们尽量把威士忌藏起来或定量给他一点。有时仍有这样的情况，他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只好将他带到谷地的一个私人医院去。鉴于他的朋友饮酒暗含着对身体的自我戕害，巴斯就努力劝说他。“不要走那条路，比尔，”他说，“你太宝贵了。”但是照顾也好，要求也好，一概不中，都不能阻止福克纳。终于他请假离开。他需要出去，他愿意停止工作三个月，不拿报酬。假若他们让他起程回到密西西比去，他甚至于可以同意利用自己的时间进行追加的重写，不取报酬。
十二月十五日，他回到了罗万·俄克，一周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写信给考莱表示感激，并回答所提问题，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痛苦。他说，南方对他并非特别重要，它只不过是他知道的这样一个地方，既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坏。他继续说，生活“是一个现象，但并不是一个新奇的事物，和疯狂的越野赛马一样是漫无目标的，在此时间内，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然而被诱陷的思想却消失了。他决定可以延长离开到六个月，他觉得不仅可以“不受好莱坞拘束，”而且可以不受它的控制。“我可以在好莱坞工作六个月，在家呆六个月，现在我已经习惯这样了，并且可以把电影工作集中起来在另一个房间去作。”
一月，他又写作他的寓言，已经安排好在兰登书屋出版，“据说，假若采用此稿，大约在三月份可得预付稿酬两千或三千美元”。他写信给出版商们说，谈到他整个事业的大部分，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诗人，只有灵感和强烈的信念及对他正在作的事情的价值和真理的信心以及对修辞的无限勇气（个人的乐趣也在其中，我得承认这一点），至于对其他则知之甚少，也不关心。”现在他正在“写和改写，推敲每一个词。”这个改变意味着，现在写作会占去较多时间，这个事实苦恼着他，但是他认为那标志着新的成熟：“我已终于成熟了”他说。
实际上，他的新著作表明是不同种类文学的根本转变。似乎他写作的才华以前与其说是从属性的，不如说是压倒的前意识的，如今已变成完全是自觉的了。在给马尔科姆·考莱的一封信中，他指出，他总是“着意描述人物而不是描述概念，”甚至在他的结构上最为复杂的和实验主义的小说里也是如此。他说，考莱对《押沙龙，押沙龙！》的看法是对的，“我首先（我仍然认为）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好故事，我相信昆丁可以比我在此情况下讲得更好。但是我感激地接受你们所有的推断，即使我在写作中没有有意识地并同时地同意将它们写进去。”另一方面，在他的寓言里，他每一步都使思想和象征主义有意识地、同时地和故意地表达出来。
几年后，他写完《寓言》之前不久，福克纳描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他的全部传记”——透露出来是一个轶事或寓言：一个有意义的梦，安德森在其中把自己描述为，“牵着一匹马沿着乡间道路走了几英里，他试图将马换一宿的睡眠——不是换一张床过夜，而只是换睡眠本身。”在福克纳关于安德森的梦的解释里，这匹马成了安德森决不能全部接受的这个世界，“他自己的美国，”而安德森的生活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曾经以“幽默、坚韧与屈辱，但主要是以坚韧与屈辱，而献出的东西，去换取有利于他自己的梦想的纯洁与完整以及艰苦而坚毅的工作与成就的”一个世界，“《温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胜利》是这些成就的征候与朕兆。”
福克纳对安德森的梦——寓言的解释在几个方面是有趣的：其中之一我已指出过，在了解他自己的诗歌的矫揉造作的风格方面是有用的。但是福克纳关于安德森对“精确性的探索”的描述对于福克纳在写作《寓言》中的实践也有很大关系。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辛辛苦苦、冗长而令人生厌并且不知疲倦??好象他对自己说：‘这无论如何都将是、应该是、必然是无懈可击的。’似乎他写作甚至不只是为了消磨经常关心的、永不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望??而且也是为追求对他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东西：甚至不只是为了真理，而且也是为了纯洁、纯洁的准确性。”早先在福克纳从诗歌转向小说时，他已学会了相信据说他自己正在等待的价值和隐含的形式。现在，他在写《寓言》，正“推敲着每一个词。”他似乎相信假若“他保持了风格的纯洁和完整，”那就够了。他所想到的新的成熟因此非常象他作为诗人的实践。他正又一次使自己专心致志于极端纯洁与考虑周窃的普遍性，其特点大概甚至更不符合于小说而符合于诗歌。
结果有几个。一个大的结果是：福克纳似乎事先没有解决重点和方向的问题，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写作。在他所有的小说中，现实主义和令人惊讶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在他的全部小说里，我们碰到了重复发生的主题和一再出现的事件；碰到了大概不可能的，甚至不熊令人置信的事件以及明显的独特性和偶然性。但是甚至在他小说中的最抽象的篇章里——例如《卡尔卡松》——都是以令人神往的形象开始而不是大道理；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就是以引人注目的人物（加地·康普森，汤姆斯·萨特彭）和今人神往的形象（如地爬上树、萨特彭敲大厦的门）开始的。为了期待那样的人物和事件出现，他发现了实现探索和产生意义的情节。但是他的新著作的几个已知事实——《无名士兵的传奇》、《耶稣受难的故事》和将这两者揉合进《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里去的想法——是那么截然不同以致必须使他的小说方法的特点来一个逆转。似乎他已开始试图使不足凭信的东西质变为实际的东西。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不仅全力以赴地在追求文体上的完美而且追求道德上的倾向，不仅追求纯洁而且追求预言的现实意义。
几乎是深思熟虑的梗概，其写作与其说是很慢不如说是规模宏伟：“写完这部稿子还要花一些时间，它可能是我的史诗似的诗??我大约有十万字，现在我把它们改写为大约一万五千字。”从考虑那么周密的一个方法出发，象对自己和事业的直接考验的某种东西似乎会随之而来，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象写作一样，这个考验证明是缓慢的、痛苦的而且不过是部分地具有决定性的。他对自己已经写完的和正在写的稿子的价值拿不准，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陷阱，并且时间正在花光。他总是处于“或者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或者隐居起来艰苦创作”的危险中，他又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绕圈子了。为了变卖自己，他必须“在大约六月一日”回到瓦尔纳那儿去。他做着“一个寻常的毫无根据的模糊的梦”，梦想着在他写完他的书时，可以挣足够多的钱，以便继续活着。他已经得到一个普通的结论：“除了电影以外，他绝对挣不到足够的钱以呆到偿清债务。”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欧洲胜利日后的一个月，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决心“改写整个事实，”以继续完成他的《寓言》。几周里，他遵守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时间表：在去电影制片厂之前，他每天写作四个小时。他和贝仁莱兹一家住在一起，并和巴斯一道使用长期票乘车往返上班，他使一些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回忆他去年十二月以来他按纪律进行写作，饮酒有所节制。在电影制片厂，他开始改编斯蒂芬·朗斯翠堤的题为《种马之路》的小说。他相信可以使这个工作不致干扰自己的写作。据朗斯翠堤回忆，他的电影脚本是“激昂的、精彩的、狂热的”；虽然它与这个电影制片厂的要求相差很远，可它是“一个卓越的著作，”以后可能“制成一部新潮流影片。”
结果是，福克纳的规律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常常需要额外的钱，他接受了一个同时兼两个职业的工作，在一个非瓦尔纳兄弟公司财产的珍·雷诺电影制片厂兼职，以乔治·舍辛斯·皮里的题为《秋天在掌中》的关于佃农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后来，他同意与马尔科姆·考莱在魏肯出版社出《福克纳袖珍本》上进行合作。他所有的作品除《圣殿》外，都不再发行，出一个选集显然是无碍的。此外，考莱心里打算的（将他的“整个著作”用图片介绍出去）象他几年前就设想的一个计划一样在他耳际回响：“让我们想一切办法写关于我的不足凭信的县的一本金韦。我想利用我的晚年作点那种性质的事、人民的繁衍家系从父亲到儿子再到孙子，按字母顺序排列。”
福克纳写信给考莱，表示非常激动。他同梅塔交谈和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表示越来越沮丧。几年来，他一直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关于合同的几个诺言，他在奥克斯福写作会付给更多的报酬。但是这个电影制片厂在六月着手履行黑尔登合同中关于另一个五十二周在规定时间内选择购买的特权。杰克·瓦尔纳继续大放厥辞，说是以每周三百美元买下了美国的最大作家。福克纳有时觉得，他可以对付好莱坞，限制其要求，完成交给的任务，同时进行他自己的写作。但是自从他写完对于他关系重要的作品以来，三年的时光已经逝去。他知道他的那些书决没有出售，也不再发行。他不再指望“靠我生命的劳动”（创作我那不足凭信的家乡）来挣钱。但是他“还有少数东西可以加上去，”并且他需要对好莱坞进行选择。他可以试行另一种受雇写文章或写社论的工作只要他可以在家里写就成。“我认为对好莱坞的一切，我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不妙、情绪低落、害怕蹉跎掉时光。我认为有某种崩溃或垮掉的大多数征候。”
一个月前，福克纳试图同威廉·黑尔登达成一项协议。过去三年间，黑尔登曾经不断收到福克纳的所挣收入达百分之十。但是黑尔登已经协商的一个可怜的合同没有顾及他的受委托人的利益。这个合同既无法律地位，对于黑尔登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虽然他已经收到的钱比福克纳收益的还多得多，可是他还想收到更多。假若福克纳不予停止并任其生效几年，黑尔登就可以又赚到两万美元的佣金。另一方面，假若福克纳要求不受合同约束，黑尔登在两年内每周只直接支付给福克纳一百美元。
几周来，福克纳继续试图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电影制片厂以及他的代理人一点也不让步。瓦尔纳兄弟公司坚决要求，作为离开的一个条件，他将他创作的一切作品的权利转让给该公司；黑尔登站在电影制片厂一边，他说，除非福克纳接受提出的计划，他将起诉。福克纳遭到顿挫，疲惫不堪，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问他：假若他干脆退出合同，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欧伯尔的回信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唯一的鼓舞。他设想，肯定瓦尔纳兄弟公司必然有着某种羞辱感，即使黑尔登没有这种感觉。欧伯尔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希望福克纳的“合同在仲裁中被公开出来”。假定可以将黑尔登与杰克·瓦尔纳撇开不管，福克纳有了充分的把握。他“离开了好莱坞，结束电影脚本的写作。”他不愿接受这个电影制片厂的或黑尔登的建议，他不能在好莱坞呆下去了。这最后的几年，他越来越接近于失望，他感到生命不再是“值得活的”，兴许从来就不是“值得活的”。
九月，他向梅塔·杜赫蒂告别，依依不舍。梅塔尽管受了创伤，可她仍然希望，他们可以设法结婚。她爱着福克纳，似乎很少注意到他坚持避免每天和她一块儿生活。几年前，他已发现，他要求从他们的爱中得到的是什么。如今年龄与年龄引起的一切实际情况交织在一起，他的愿望更加清楚，爱情是为了值得回忆的永恒的罗曼史，而不是享受另一种不完美的爱情。这甚至比受到控制或陷入深渊的威胁还大，这是一种以某种蹩脚的方式失恋的威胁，经常萦绕他的心头。他希望自己是温情的和支持这种爱情的，但是他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虽然他宁愿对任何事情都无忧无虑，可是他宁可有一种对别人的忧虑：“我知道，”他后来给她写信说，“那种忧愁是爱情的无法排遣的缠绵之情，它使爱情凝固在一起；那种忧愁是您唯一能够承受和保持的情感；你所失去的是珍贵的东西，因为你决没有机会去享受尽它，因而拙劣地失掉了它。”梅塔·杜赫蒂接近一个她不能完全了解的男人，她在痛苦与爱情之间翻来覆去；他离开之前的两个夜晚，她拒绝了他；他们最后一个晚上在一块儿，她原谅了他，紧紧地将他抱着。翌日清晨，他首途密西西比时，她伸出的手是他抚摸着的最后一件东西。
在他刚归来的头几周里，福克纳庆祝了自己的四十八岁生日并且在为《声音与愤怒》一书写“附录”，这个“附录”是他答应给《福克纳袖珍文集》写的。他写时没有看《声音与愤怒》一书，没有顾虑到有不一致的地方，并且在他写他的一些人物时似乎写得那么栩栩如生。信手挥来，很快就写成了。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将康普森的故事变成了这个家庭的家史，时间跨越一六九九年到一九四五年。虽然它与考莱约克拉帕陶法的金书毫不相同，可是与福克纳曾经认为是他自己的金书的萨多里斯家谱颇为相似。后来他讲到这部书，认为是他的故事的第五次讲述，并且是使他的故事趋于完善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最后这个附录不只是一个旧计划的恢复，也不只是一个旧故事的重谈。从几个方面，它意味着，福克纳越来越接近于：用他自己的小说来写成小说。年岁、遭到忽视和好莱坞对他的才华和事件所起的影响，使他忧心忡忡。他正在把长期忧虑变成小说的素材；附录所代表的不只是已出版本的扼要重述，而是对行云流水似的回忆的修改。福克纳回溯康普森家族的起源和肇始，引导我们作了一次旅行，从苏格兰经由卡洛林纳和肯塔基州到密西西比州。他唤起我们对名叫艾肯摩塔布的“流亡的美国国王”，名叫杰克逊的一位总统及名叫“布恩或布恩尼”的探险家的回忆，将我们引入到美国历史中去。此外，他把康普森大厦的建筑师描述成的一个形象显然使人们回忆起萨特彭的建筑师。甚至康普森“用汽艇从法国和新奥尔良带来的”家具也令人回忆起萨特彭的进口的一些珍品。虽然某些人物，明显的是佳森、本基、狄尔赛和拉斯特尔似乎有小小的变化，昆丁似乎由于某种原因简略了些，而加地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了。福克纳抛弃了迂回的写法，对加地的经历作了描述或扼要的叙述，我们在这个描述中看见她和一个德国参谋长站在一辆豪华的轻型轿车旁。虽然福克纳对加地的处理是怀着恻隐之心的，他勾划出了她的命运，在某种程度她的命运比他所表达的夏洛蒂的命运还要可怕。狄尔赛将可能是加地的一张照片拿在手中，仔细地将它包起来，也没有去辨认它，就细声地哭了起来。她知道她并不需要了解那是不是加地，“因为她清楚，加地并不需被拯救，因为她所丢失的比失掉的任何东西都珍贵，因而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拯救了。”
十月中，福克纳写完了这个附录。他也试图删节包括对考莱的长篇介绍在内的传记素材，特别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素材。他终于胜利地实现一个显然的双重战略：他劝考莱时只是说，他在一九一八年是英国皇家空军成员，这样他就避免了承认自己没有在法国英勇地服过役。一九四六年四月，《福克纳袖珍文集》发行时，它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福克纳作为一个挂彩的英雄的地位。
一九四五年底，他什么也不想作，一九四六年初，他几乎是很顺利的。十月，他决定直接向杰克·瓦尔纳要求。他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电影脚本作家的失败，认为这个电影制片厂给了钱而收获大小。鉴于自己已四十七岁，他指出他已虚度了年华，而这对他是宝贵的。“我不敢作任何蹉跎了??因此我再次要求，这个电影制片厂解除我的合同。”这是一个灵活的借口，但是它过高地估计了瓦尔纳的起码的仁慈。答复来自瓦尔纳的辩护律师而不来自瓦尔纳本人。它拒绝了福克纳的要求，建议他立即签署一项告假协议并签字他曾经拒绝签字的一项任命。
福克纳决定不对瓦尔纳提进一步要求，准备进行写作。他写完了同意给考莱的素材。之后，他顽强地写作他的寓言，没有建立起任何节奏，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他的注意力倍遭分散，一方面受到法律诉讼的威胁，这项诉讼可以迫使他去完成黑尔恩登的合同，另一方面受到银行户头日益缩小的威胁，可能使他挨饿，这两方便的威胁可能迫使他向合同就范，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了。二月，他已经听天由命，准备于三月份回去。在他决定的动身日期之前几天，哈罗德·欧伯尔与罗伯特·哈斯介入此事，准备作证明足以使他解除两项分散精力的压力的任何事情。他们促使他在奥克斯福等待，要求杰克·瓦尔纳的知交本涅特·赛尔夫进行调解。瓦尔纳由于他认为是实业家而不是可鄙的人的恳求，他同意了：瓦尔纳兄弟公司同意给福克纳一个无限期的假期并且放弃对他的小说的要求权。福克纳得悉瓦尔纳的让步，并且被告知，兰登书屋公司愿意在他写完他的寓言之前，每月给他预支稿酬五百美元。福克纳感到盍然轻松。他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给哈斯写信说：“我觉得很好，现在我很高兴，感谢哈罗德和您。”
不久，由于《福克纳袖珍文集》的出版和对这本书的评论等好消息，福克纳的精神为之一振，最后考莱的计划有助于开启一个对福克纳成就的重大的批判的再评价。这更立即有助于说服兰登书屋公司以当代的文学版再版《声音与愤怒》和《当我弥留之际》，而这又有助于使他的其他小说再版。在夏天，哈罗德·欧伯尔告诉他，RKO要买《死的拖延》和《光荣》的版权，卡格尼作品出版社要买《两个士兵》的权利。这些销售的总值在一万美元以上。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担任了他经常盼望的影片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他可以在奥克斯福干得挺快而收入可观。
他很快发现，问题是创作。在写作顺利时，他经常就是如此，他笔耕很紧张，相信他的寓言将是他“文学上的巨著”。写作进展慢的时候，他认识到他的小说的新体裁对他多么不同而艰巨。写作停下来时，这也是经常事，他开始害怕好莱坞会葬送他，他简直要耗尽精力。有时在一些日子里，他写得慢了，厌烦了，似乎现在干就凭坚强意志。这不仅仅是，他写了的那么多字是给大家看，而是他必须交给兰登书屋看。他总是写得很多了。问题是更深刻的，它涉及每件事情。整个过程已经令人苦恼。他产生“错误慢些”，“纠正得也慢些。”
这些年来，他已惯于接受预支稿酬，他曾经被人嘲笑，“忙于向兰登书屋借钱，”已经无暇进行写作。另一些时候，他曾经把自己描述成是他所知道的“从代理人处获得预支稿酬的”唯一作家。如今他已变得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小，开始觉得，哈斯和欧伯尔也肯定必然会感到忧虑的。他似乎不能写任何新作的时候，他们怎能继续预支稿酬，或者他又怎能接受预支稿酬呢？早些时候，他自嘲，他需要“保持经常”从他的代理人那里拿预支稿酬的特点。现在他要他的出版商和代理人知道，他们可以停止其原先开始的预支。他写道，任何时候，你感到你已经做得太过了头，“我也有此同感。”
因为感到前途渺茫心情更加烦躁，福克纳开始比较经常地到格林菲尔德农庄去玩并且更加不顾一切地骑马。他时常谈到作较长的旅游。“这里的生活沉闷。”他给考莱写信说。“我需要某些新人，大概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新的女人。”他给哈斯写信说，兴许他应当到纽约，去告诉他们关于他正在写作的故事。他们会知道，这条路走向何处，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人们把他已经写作的东西认为是他所目睹的“全部典范”，他是承受不住的。
两方面的发展改变着他。一九四七年夏，回到好莱坞将近两年，他开始写他的寓言的“新的一章”，他把寓言描述为“一个好的故事，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说。”在这部书中，故事是插入的。如他所写的，是插入“一个简单的形容词从句。”然而事实证明，《寓言》的作用及其作为一个故事的性质都与上述说法极不相称，其部分原因它把他带回到约克纳帕陶法，他心爱的故乡去，部分原因是它加深了他信心方面的危机。他在写作中，他的“新的一章”比他曾经创作的任何作品都更费劲，花了几个月时间。在书中，他回溯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老牧师及牧师的十四岁的孙子的”冒险故事，他们躲躲闪闪地“从一个偏僻的小村的羊肠小道到另外的小道，去追赶”一匹被偷盗的马。在列维出版社以《关于盗马贼的札记》为题，以节略的、签字的版本单独发表（1951年）之后，它后来成为了《寓言》（1954年）的一部分。但是它首先遭到《党派评论》的拒绝。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末，福克纳知道遭拒绝的李。他的失望的一部分是财政的；他需要钱交税，现在他不得不“向鲍布①（哈斯）求援”。但是因为他在中篇小说方面的信心比较在寓言方面的信心大，他怀疑，这会使一切事情都卷入问题中。他很快又在信心与渺茫之间摇摆。对每种断言说（“如将会表明的，这本书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都有几个问题（“你对有争议的这部分的意见如何？沉闷吗？太冗长了吗？太啰嗦了吗？”）欧伯尔得到了福克纳的这部将近五百页的书稿，这是福克纳曾经写过的书稿中费劲最大加以改写并且混乱的稿子。然而在福克纳看来自己对这种格调是有很大信心的。他知道自己写作很艰苦，然而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进展很小。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都是靠在兰登书屋以赊账方式获得进款。”
一九四八年一月，他“把这部巨著的稿子搁置一边”，以便写一个以约克纳帕陶法为背景的短篇的谋杀侦探小说。象在继续写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一样，这个短篇小说将是在道义上具有教导性的。和这个长篇的计划不同，这个短篇将是关于种族的而不是关于和平的，并将写得很快。他写信给欧伯尔说，他的主题“较多地是关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在北方或其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前，在南方的白人应当而且必须对黑人负责。”我们看见在这个作品本身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中反映着福克纳长期以来对种族的忧虑和他对道义上的紧迫性的很清楚的新思想。相反地，特别是在这个小说里简练的对白及其仔细设计的强烈的情节中，他的新的故事也反映了包括在好莱坞反复讲的那些谴责在内的最近的谴责。但是当其回溯约克纳帕陶法及其熟悉的人物与语言时，福克纳开始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写而没有什么厌烦之处。不久，他以类似旧日的信心进行写作了。到二月底，他写完了这个稿子，到四月末，修改了打字稿和题目。
《入侵者之死》在几个主题上与《八月之光》相同，在几个人物和几个主题上与《去吧，摩西》相同，但是它比许多读者所联想的要复杂得多，然而不那么伤感。尽管福克纳在写作它，特别是在改写中是满怀激情，细致入微的，可是他还是没有能使这部作品具有象我们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所感觉到的紧张与共鸣。这部作品在他的事业中的关键地位一部分来自它所从事的主题、一部分来自它所宣称的自己思想的变化，一部分来自它所得到的金钱和引起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福克纳回到了《去吧，摩西》，特别是在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主题上和人物上回到了此书。卢卡斯·鲍昌普在两部小说里都扮演着主角，而加文·斯蒂文斯则在《去吧，摩西》接近尾声时和在《入侵者之死》的全书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人物。但特别是如我们在加文·斯蒂文斯的生涯中所看到的，《入侵者》也使福克纳走得更远，走向更具有说教性和预言性的小说。
斯蒂文斯在书的开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地位都是逐渐变化的。卢卡斯·鲍昌普的坚韧不拔和过人勇气以及查理士·马里逊的天真无邪与忠诚不二使他受到感动，他开始丢弃由于自己受到蒙蔽和思想上被毒害而形成的偏见，随后就开始以智慧和真理的权威讲话。然而通过这个明显的教化，使这部小说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冒了出来。不久前，斯蒂文斯还是默不吱声，他开始道义化了，使读者把他的讲话当作了“先知的预言”，他说，北方应当允许南方解决自己的问题；南方必须停止过“不公正、暴行、可耻与羞辱”的生活。
《入侵者之死》不仅代表着福克纳已经第一次形成了他对“对国事明确发言”的意图，而且也标志着他争取名誉与财产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他的一系列主要成就都没有获得金钱及社会的承认，可是如今却以一个小的表现就轻易地得到了。虽然从各个角落来的评论，对《入侵者之死》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评价是众说纷坛的，然而这些评论的数量之多就甚至足以使这个奥克斯福之鹰相信，福克纳是“奥克斯福的伟大小说家。”还没有出版或开始得到承认之前，本涅特·赛尔夫就以五万美元的价钱将这部著作的电影权卖给了米高梅电影制片厂。几个月前，福克纳曾经写信给考莱，表示讨厌“一大堆占面积越来越大的死气沉沉的废物、所有品，”它们把他的生活弄得乱糟糟的，而对他却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任何贡献。现在，用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去旅游，买帆船、衣服和书籍，并且扩大住宅。因为他对那些事情的要求，象爱斯蒂尔的和吉尔的要求一样，将会增长，这五万美元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由于随后有其他几个大的发薪日，他对金钱的忧虑已经过去了。他和他的家人对金钱的想望决不会大大超过他挣钱的能力。
夏季，他和朋友们建造了宽敞的游艇密西西比州明麻加里号，并下水泛舟于萨迪斯水库之上。由于胜利迹象增加，他对其他计划的热情恢复了。早先他曾经谈到过他的小说全集的问题。他希望亲自给这个全集设计一个形式·他准备回头来再干这事。尽管他的寓言似乎又有可能。但是他首先需要“离开这个窝和家去度度假期。”他首途赴纽约，以等待《入侵者之死》在九月份的出版。在社交性集会和接待采访中，他发现有时间与哈尔·史密斯及金·戴温这样的老朋友及象马尔科姆·考莱这样的新朋友们饮酒，畅谈。但是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鲁斯·福特。在好莱坞，他曾经愿意和她保持男朋友的关系。在纽约，他提出要作她的情人。“我好久以来就是你的男朋友，”他说，“现在是否应该更进一层？”。兴许他得到的回答令他失望，他的情绪起了变化，开始时，他似乎是活跃的，谈笑风生。可现在，他开始喝得多，谈得少。最后他退到在亚尔冈昆的他的居室里，独自喝得酩酊大醉。他的朋友们发现他身体衰弱，把他带到了一个疗养院。他们又从那儿将他转移到康涅狄克州雪尔曼那儿，马尔科姆·考莱的家里，他在那里恢复了健康。考莱回忆，他表现了极度的克制，似乎不仅是小而且弱，但也是坚定的。他感到好些，就回到纽约。在纽约，他与鲁斯共进午餐，并在兰登书屋与亚尔伯特·爱尔斯金、夺克斯·康敏斯及罗伯特·哈斯作了几次交谈。随后，他准备回到他的窝和家，以度过他的另外的假期。
不久，他又开始工作了，很快地搜集他的小说全集和他的寓言，之后他全力以赴地写作他叫作《骑士的一着》的六个相关的故事的一本书。《骑士的一着》的故事多少带有侦探小说的性质，其特点是：加文·斯蒂文斯在其努力中，不仅完全解决了或者避免了犯罪，而且“保护了弱者，雪了冤，惩罚了坏人。”虽然这些故事已经发表过，这个有书名的小说已一再遭到拒绝。福克纳现在相信《骑士的一着》已经不成了，因为需要将它变成一部中篇小说而不是一个故事，他建议将其扩大。他写信给塞克斯·康敏斯说，加文·斯蒂文斯的这些故事合并起来将成为与《入侵者》同样长的书。受到兰登书屋的鼓励，他在一九四九年初开始写作，他既没有感到过于劳累，也没有觉得厌烦。他上午写作，下午大都在格林菲尔德农庄或萨迪斯水库消度过去，他可以乘明麻加里号在水库上泛舟，或驾驶铃鸽号游览，以解除疲劳。由于《入侵者之死》上了银幕，奥克斯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个农庄和湖都成了重要的休养地。他的写作仍然进展顺利。到五月中旬，他已经写完了书稿；到六月，完成了打字书稿。
虽然《骑士的一着》显然是一部小作品，它在几方面的描述则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它的书名故事的修改方式，这个故事是福克纳大加修改的唯一作品，它描述他的生活和他早期的想象。《骑士的一着》使人回忆起这样一些事情：为萨多里斯对飞机的热爱，它细述了加文·斯蒂文斯重新获得其童年时期的爱人的努力。斯蒂文斯在年龄和外表方面象菲尔·斯通；他长期地对他的第一个情人的痴情，又象这部书的作者。福克纳总是喜欢模仿其早期作品。他希望给他的作品一项较大的设计和感觉得到的相互关系，这个愿望已显露了出来。之后，他向更加复杂的模仿和关系方面推进了。但是在《去吧，摩西》和《入侵者之死》之间的长期沉寂中孕育着的忧虑，使这个习惯有了新的势头。《骑士的一着》是一部引起深刻共鸣的著作。加文·斯蒂文斯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体现着特别使人联想起的变幻无常和作茧自缠式的人。一方面斯蒂文斯坚持要忠于自己的初恋；另一方面，他的特点是迟疑不决和进行再评价，他在处世中深感不安，既怀疑然而又表现出他自己坚贞不移和对他的事业的重视。
先前，在这部书里一个题为《僧侣》的故事中，我们看见的语言说明并反映出福克纳自己仍对侦探小说有兴趣。在这个故事的头几段里，查理士·马里逊给我们的印象不只是一个侦探而且在其好奇心和困惑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人物，那就是说，他具有几个癖性和一种性情，使他成了福克纳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作为他的癖性和性情的结果，马里逊进行的活动，使我们将他与其他两个关键人物即讲说者与读者联系了起来。因为他的苦恼不仅在这些环境：乡下佬和拒绝加上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人，而且也在于“不能形成意义的”语言。为了了解僧侣的故事的逻辑（“为了弄清楚他所得到的某些??模模糊糊的和不能解释的素材”），他必须成为一个半侦探、半艺术家并和一个完全的读者。因此《僧侣》至少变成了尽量使它的讲说者讲的（或更激进一点说是它的读者的）故事同它的主题的故事是相同的。因为它不仅从戏剧吸取了许多力量，福克纳在说明性的情节中使其富有戏剧色彩，而且它在词汇上规定了那段情节，使其与侦探的艺术、讲故事的艺术及阅读的艺术熔为一炉。查理士·马里逊在令人苦恼的宗教信仰中艰难地前进着，相信通过解释，僧侣生活中的“自相矛盾，甚至互相抵销的一些方面”可加以井列并锻炼??成为可能性与可靠性。”但是他并没有清楚，他的唯一希望是落脚在技巧上，他用以作为“性情、推理与虚构的烘托的工具。”
在写完《骑士的一着》和电影《入侵者之死》参加世界影展之间，福克纳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奥克斯福继续写作他的那部巨著。他也继续狩猎，泛舟和经营农场。在影展前几天，他声明说，他宁愿不参加。几年来，只有少数朋友，特别是麦克·里德和菲尔·斯通仍对他忠实。虽然他欢迎弄清了情况，然而奥克斯福改变立场已为时太晚，他的家人感到苦恼，试图改变他的想法，没料到也不中。爱斯蒂尔终于使出了绝招，她打电话给巴马姑祖母。姑祖母又打电话给福克纳，说，她准备去看他泛舟，她希望他到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
一九五○年初，他对他的寓言的写作又放慢了下来，福克纳得到萨克斯·康敏斯的短笺说，兰登书屋要抢先出版《小说全集》。一年前，在福克纳将这个计划搁置一旁以写《骑士的一着》之前，已决定组织一个他所喜欢的结构。因为他仍然喜欢他当时确定的结构，他没有什么更多的事要做了。这卷书将包括四十二个故事，分为六个不等的部分：故乡、村庄、旷野、荒地、中间地区及其他。他心中的想法是把他的寓言来一个转变，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著作———出戏。要写完这部著作比他所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在他写完之前，它将成为另一部奇怪的混合的作品·既不是戏剧，也不是小说。然而打一开始，它就伸展到了几个有趣的方向。
作为对《圣殿》的人物的续篇，《修女安魂曲》将邓波尔·德芮克与她的求婚者戈万·斯蒂文斯的故事扩大了。《夕阳》的兰西成为了《修女安魂曲》中的兰西·曼尼葛。然而《修女安魂曲》在思想上和风格上都不同于早期的著作。它的一些主题必须处理种族、公正、公共机关和公众的思想，是那么直接地处理这些问题，以致使它似乎比《入侵者之死》更富于说教性。然而象《蚊群》与《野棕榈》一样，《修女安魂曲》也有着重要的外部关系，其中之一就涉及鲁斯·福特。早先，鲁斯·福特曾经要求福克纳为她写一个戏。后来，他声称，他已经写的《修女安魂曲》是把她挂在心上的。然而除了这个扩大了的牵连之外，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关系就更深些。
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克纳开始写作《修女安魂曲》之前不久，约安·威廉斯从她在孟菲斯的家来此，希望有一个朋友把她带到罗万·俄克去。不久，她就要回到巴尔德学院去开始她的高年级的学习。她苗条、俊俏而又聪慧，想成为一个作家，希望能会见福克纳。她发现他们的第一次会见是那么匆匆而没有结果，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似乎对福克纳来说，“好象勾起年轻时候对某些事情的回忆。“因此这封信使他感到自己“又年轻了，勇敢、纯洁而情深意长。”他同意回答她可能提出的关于“一个中年作家”的任何问题。她回信提出了一些对他来说似乎是“荒谬的问题”，问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平静地躺在床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可能向这个男人问什么问题。他说，然而她不应该为“必须等待，甚至去问这些问题”而发愁，也不应该对这些问题没有回答而发愁，甚至也不应当对回答的希望似乎是渺茫而发愁，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上帝可能给这个年青人的最仁慈的礼物。
几个月里，福克纳保持着距离，对才女约安进行辅导。他阅读她写的东西，寄给她一些书名：圣经、莎士比亚、豪斯曼、马尔卢克斯和伯格森的作品，供她阅读。不久后，他们会晤了，她送给一个题为《迟下的雨》的故事，这个作品已为《娇娥》杂志所接受。他很快发现不能再保持距离了。虽然过去几年里，他感触甚多，他却似乎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启己年轻而情意绵绵，他被这唯一的人勾住了，她能使他又回到当年。他说，他要继续写关于文学方面的信，但是他认为，她应当明白，他要写的是爱情。兴许假若他们能够在他正在开始的这部剧中进行合作，那么他就能够把他的爱献给她，并且塑造一个“她的爱产生的诗人。”
这个合作在一九五○年一月以通讯的方式开始，继续到二月份，在纽约的几次会晤。这时福克纳已有了一个大纲，这将成为他的戏剧的第一幕的大纲。然而当他变得更加热情、坦率和坚持的时候，约安却感到不安，因为她犹豫不决，他感到不快。虽然合作的思想架了空，他却继续写这个剧本，并将进展情况告诉纣安。他说，他将努力作到她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不仅能够想象任何事情和一切事情，而且甚至也能够希望和相信它。”
暮春来临，还看不到结果，他的忧愁加深了。经营农场、泛舟和骑马都不能给他带来欢乐，甚至当写作进行好的时候，他也觉得写作“并不真正令人满意。”“他需在四月再去散步一天或一个小时。”和约安在一起，他感到年轻、纯洁而又痴情；没有了她，他感到到处都是凋零不堪，勾起他愁思如绪。不久，他似乎觉得甚至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告诉金·戴温，他坐在他罗万·俄克的书斋中时，老望着窗外，“过去有许多天，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在写作。‘如今，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没有写作。’”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文学和艺术学会，告知收到了豪威尔斯奖金，其语调显然是忧伤的。早先，他曾翻阅过他一生中写作的一本一本的书，感到每一本都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觉得“总是有另一本书要写。”“以后，有一天我是五十岁的时候，回头再去看它，我断定它非常好，于是霎那间，我认识到，这是最坏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现在差一点点就到了这样的时刻、瞬间即：夜晚、黑暗和长眠：我将把一切永远丢开，我的苦恼和辛苦已然过去，我也不再会有任何烦恼了。”
当约安犹犹豫豫，福克纳闷闷不乐之际，爱斯蒂尔却怒火中烧。如今她面临着的甚至不如她曾经准备对梅塔·杜赫蒂作的非所情愿的调整，约安只比吉尔大几岁，孟菲斯离奥克斯福是太近了。爱斯蒂尔感到忧虑和愤怒，试图写信去阻止并与约安的父母接触，她自己太苦恼了，以致不能使这两个勾结者感到不便。福克纳为了平息爱斯蒂尔，曾经讲到放弃的问题。但在四月份，他又加以否认或者失掉了控制，他又要出去走走。他仍然盼望和相信“不是在花园而可能是在树林中的”某些田园诗，并且依然宁愿无端发愁，他继续努力平息爱斯蒂尔的怒火并重新燃起约安的热情。
夏去秋来，僵局继续着。约安、爱斯蒂尔和福克纳似乎都不能作出决定性的行动，于是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清晨，电话铃响了，信号长时间中断。这个电话来自纽约，它宣布了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承认福克纳“有影响的和独创的艺术贡献。”一些时候以来，福克纳就已知道，他在美国的声誉不如在欧洲的声誉。“为了在法国土地上的青年们”济安·保罗，萨特曾经告诉考莱说，“福克纳不是一个神。”有几次，谣言特别把他的名字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他的瑞典文翻译者之一索尔斯登·约翰逊曾经预言，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四九年秋，没有宣布这个奖。可是谣言却更多而且更明确。一九五○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福克纳曾对邀请他参加《入侵者之死》的影展作了答复，如今又重复这个咎复；它是一个很好的荣誉，他很感激，但是他宁愿呆在家里。家庭、朋友们和国务院的使者们的要求都归失败了。这时，爱斯蒂尔又一次想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她求助于她那不热心的女儿，吉尔又说服她的父亲不仅要去，而且还带她去。她正在一个高等学校上高年级，她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她要求把这次旅行作为对她毕业的礼物。
福克纳同意去了，但是在他安排的动身时间之前几天，他不断地饮酒，几乎使这次旅行告吹。他终于上了路，他描述自己被告知要去尽自己随义务时，“该死地病了而且感到疲惫。”但是这终归是他最需要去尽的一项义务。“我要去，”他对美国驻瑞典大使说，“做这件正确的事。”他疲倦，恐惧和体弱，象他以往一样，如今又遇到这个情况，需要家人、朋友们、甚至陌生者们的照顾。但是在寻求帮助方面，他往往是幸运的。现在又红运高照——有几次得到吉尔的照顾；在纽约得到哈斯夫妇和康敏斯夫妇的照顾，在瑞典，得到华尔腾·巴特尔渥尔斯大使、一个名叫乔弗莱·巴腾的英国人男仆及索尔斯登的遗孀爱尔斯·约翰逊的照顾。几年前，在他个人和全球都处于一片黑暗中时，在他能够“清晰地以国家的声音讲话时”，曾经写信给一个正去参战的青年。他说，他如今需要把给予他的这个时机当作顶峰①，他在这里的讲话可以被这个青年听见。结果是，他是那么害臊，匆忙和讲得那么温和，致使人家都听不清楚。“直到第二天清晨之前，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爱尔斯·约翰逊说。但是象他以前一样，他发现，终归，某些寂静的时候，是听得清楚的。在他讲话之前，好象他已经从一个顶峰上讲过，讲出了长期存在的忧虑和信念。那些忧虑（我们被恐惧所吞噬，而恐惧是一切情绪中最卑鄙的情绪）和那些信念（人类良心的冲突的问题本身就形成好的作品，没有爱情与光荣、怜悯与自尊心、同情与牺牲写成的故事只是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是较少地简单地与他的伟大的小说有联系，而较多地与他有时采取的态度有关系。但是他对它们感觉很深，他在四十年代写的一些信中就表现得很清楚，特别是他写华伦·贝克和马尔科姆·考莱谈到他的小说的那些信及他写给他妻子与继子及他的侄儿谈到战争的那些信更是如此。
许多艺术家仔细地避而不明确表示他们的比较简单的信念。有的艺术家这样作是为了害怕将他们的艺术简单化；另一些艺术家则是害怕引起嘲笑——被人家叫做油头的嘲弄家或老朽的笨蛋。但是福克纳总是在选择时机方面干得好，而在实行谨慎方面则差一些。斯德哥尔摩讲话用信号所示意的是准备去利用一种不同的机会。在这个典礼之后（他告诉记者们说，“这个典礼长得象密西西比的葬礼。”），他带着吉尔去了巴黎，然后经由伦敦到纽约。圣诞节前夕，他们回到了家。几年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被轻视的境地“我写出了以赚钱为目的的电影脚本，得到报酬，以兹弥补，”他说，“在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的竞赛中得到了第二等奖。”现在他随时都碰到记者们，《奥克斯福之鹰》报以整版广告向他祝贺。在他周围密切来往的朋友们对他讲下面的话，其意义何在感到惊讶：他说，他愿意花三万美元作奖金，可以这么说，这是“与这个奖金的来源的目的和意义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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