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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投荒第二人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五十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四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兑之意。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文教员,每人教三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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