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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面包与玫瑰 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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